二、开放的观念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内核的。但是，在李大钊对史学理论进行探讨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近代西方史学理论（注：文中“近代西方史学理论”指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外的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合理因素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合理因素。
    李大钊在其史学论著中论及的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达数十人之多。在这些学者中，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外，还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法国哲学家孔德、笛卡尔、狄德罗以及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等。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及其影响的同时，李大钊通过撰写《鲍丹的历史思想》等一系列文章，对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博丹（Jean Bodin，李大钊译为鲍丹）、历史学家勒卢阿（Louis Le Roy，李大钊译为鲁雷）、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李大钊译为韦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启蒙思想家和历史哲学家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李大钊译为孔道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Claude Henride Saint-Simon，李大钊译为桑西门）等人的历史思想进行了较为详尽、全面的介绍和 评价。
    在《鲍丹的历史思想》一文中，李大钊介绍了博丹进步论的历史观及其历史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在该文附篇《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中，他介绍了勒卢阿与博丹进步论历史观相“类似的见解”。在《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中，李大钊提出孟氏在对历史进行研究和解释的过程中，采用了与神学史观完全不同的“方法”，同时指出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的一些篇章中“把经济的原素引入历史科学”，乃是“一个绝大的贡献”以及孟氏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论述，“于历史 科学，实为一崇高的贡献”。（注：李大钊：《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 《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65、275页。）在《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 思想》中，李大钊介绍了维科的社会发展“三阶段”说以及人类历史发展呈螺旋状上升 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带有“唯物的倾向”。（注：李大钊：《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82页。）在《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观》中，李大钊介绍了孔多塞关于历史是不断进步以及人类社会存在 着发展的规律的观念。在《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一文中，李大钊介绍了圣 西门“认进步为解释历史的关键”以及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为一个一贯的法则所 支配”的思想。（注：李大钊：《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李大钊文集》第 3卷，第295、294页。）
    与此同时，李大钊在构建自己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合理因素，充分体现出他在建构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过程中那种观念上的开放性。
    在进步论的历史观上，李大钊认为：“人类是有进步的，不是循环而无进步的”，人类历史是呈螺旋状“前进的，上升的”。（注：李大钊：《演化与进步》、《史学要论·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8、425页。）他强调：社会的进步是在不断的变革中得以实现的，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 的历史（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9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解释了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使“历史学在科学上” 取得了“相当的位置”。（注：李大钊：《史学要论·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11页。）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先进历史观的指导和人们的主观努力，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进步的历史观”的指导下，“上前进去，用了我们底全力”，“去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注：李大钊：《演化与进步》，《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8页。）
    在非神学的历史观上，在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关什么神意”，而是“社会上的多数人”一代一代努力的结果的同时（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3页。），李大钊深刻揭露了神学史观的阶级实质，指出神学史观把所有的“特权阶级”“都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使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因而神学史观“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9页。）；他强调非神学史观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积极影响，指出非神学的“新历史观”使人们懂得历史不是神意和天命所造，而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从而激发人们“挺身而起”，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而“献身”（注：李大钊：《史学要论·现代史学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26页。）；此外，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应当“承认经济关系在社会全结构中是基址，承认经济在整个的文化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注：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4-315页。）
    在历史发展的规律观上，在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现代历史学应当“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去“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的同时（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90页。），李大钊强调：要使史学成为“与其他科学同性质同步调的东西”，必须致力于“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为目的的研究，即探求和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史学“发展进步”的趋势，同时也是“历史科学”得以“成立”的要求。（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9-390页。）
    在开放观念下对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借鉴及其对其中的合理因素的吸收，使李大钊建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涵盖近代史学众多优秀思想在内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史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