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认真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也首先在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社会正产生着划时代的深远影响，这是李大钊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的根本原因。他在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十分明确地说道：他之所以要“谈‘马克思主义’”，是因为“自俄国革命以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的势子”，马克思主义这一全新的“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9 、15页。）也就是说，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使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而作为这一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现实社会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它给人们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它使人们懂得，人类的生存与境遇的变动，不是天命的安排，不是神意的驱使，而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是“像他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现的结果”，在此基础之上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这种观念给人们以“很多的希望与勇气”，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由此 采取“一种新态度”来看待“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用处的“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一个忍耐的试验品”，进而改变了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树立起新的人生观，“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于社会有用”的人。由此，李大钊强调：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新的科学、进步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认识社会，在推动史学发展的同时推进现实社会的进步，进而“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20-322页。）。
    对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使李大钊对当时日益发展着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撰写出了相关的文章，使他的史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李大钊史学理论所蕴含的这些观念，使初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呈现出这样一种基本态势，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史学革新而形成的先进性，以开放的态度借鉴近代西方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包容性，始终不渝地追求史学科学化而形成的科学性以及密切关注社会而形成的现实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创立之后的不断发展及其影响的日益深远，正是以这种前所未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极具优势的基本态势为基础的，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无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