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维扬部落联盟模式中的部落联盟权力结构模型
    根据摩尔根归纳的易洛魁人部落联盟的10个特点（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5-126页；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25-126页。）以及其他论述，谢维扬概括出他的部落联盟权力结构模型四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一、部落联盟没有最高首脑；二、部落联盟的议事原则是全体一致通过；三、参加联盟的各部落保持各自的独立，相互间地位平等；四、部落联盟的二权制和三权制特征（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7-134页。）。
    在第一个方面，在谢维扬看来，摩尔根分析的易洛魁人部落联盟，最高权力掌握在由50名出自各个部落的首领组成的“首领全权大会”手中，各首领的级别与权威一律平等，因而，对于部落联盟来说，最高权力是一种集体的权力，而不是属于任何个人的权力，这是“典型氏族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结构”。虽然，他也看到，在某些印第安部落中，有一位“大首领”，地位高出于其他同僚之上，但认为，“大首领”的权力十分有限，并且这种事情也不普遍存在。在这种典型的氏族社会中，所有酋长都是由选举产生的，氏族对其有罢免之权。
    部落联盟会议的议事原则是全体一致通过，谢维扬认为，“这深刻反映了联盟组织原则上的平等性的因素。这种因素在联盟的特征中是本质性的”。他把这种议事原则看作是部落议事方式的延伸，认为它有效地遏制了个人权力的增长，并进一步引申：这一原则“正好体现了典型氏族社会在权力结构上的主要特征，即任何权力都是集体性质的”。
    “参加联盟的各部落保持各自的独立，相互间地位平等”，这一特征表明，“部落联盟的形成，并不改变参加联盟的各部落自身的结构，它们与联盟的关系也不是从属关系”（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7、128、129、130页。）。谢维扬的这个看法完全来自于摩尔根（注：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29-130、136页。）。谢维扬也同意摩尔根进一步的说法，认为部落间的血缘关系，在维系各部落间的平等关系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1页；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30-131页。）。当然，对于联盟之外的部落，联盟就可能保有某些特权了，不那么平等了，可能作出强迫它们纳贡之类的事情（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1页；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43页。）。
    最后一个方面，联盟的二权制和三权制特征，是指摩尔根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演进三个阶段的后两个。所谓三阶段，一是部落时期的一权制部落会议阶段；二是部落联盟出现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两个权力点阶段，即部落首领全权大会与最高军事首领共掌权力阶段；三是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这时还出现了人民大会一个权力点（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2-133页；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16-117页。）。在后两个阶段出现的最高军事统帅职位，“是典型氏族社会中最具有向个人权力发展的倾向的一种政治因素，它的演变将引起氏族社会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2页。摩尔根的原话只是说：“最高军事统帅的职位就是最高行政长官、国王、皇帝和总统等职位的萌芽。”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16页。）。但是在典型氏族社会中，比如在古希腊，“部落联盟（？！--引者）的军事统帅巴赛勒斯在行使职务时”必须向酋长会议负责（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2页。这里所谓“部落联盟的军事统帅”，完全是谢维扬个人的理解，摩尔根并未说巴赛勒斯是“部落联盟”的统帅。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50页。）。第三个阶段只有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经达到过。
    谢维扬在最后总结道：“部落联盟从开始产生时起就不是只有一个权力中心，而是有两个或三个权力中心。其中只有一个是同个人有关的，而且它还受到另外一个或两个集体性质的权力中心的制约，同时它本身也总是被分配在两个以上的个人身上。这个现象非常突出地表明了部落联盟中个人权力的发展是非常有限的。就整个典型氏族社会权力演变的过程而言，个人性质的权力的形成是在集体性质的权力之后。而后一种权力则体现了典型氏族社会传统，因此即使产生了某种必需的具有个人倾向的权力，其影响也始终不会超过社会所固有的集体性质的权力。”
    一句话，部落间的平等和个人性质的权力的微弱，谢维扬认为是“在部落联盟的发生和结构上的特征中”，所贯彻的最基本的两条原则。
    而正是由于以上特点，导致了部落联盟模式民主国家的产生：“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国家，其政治机构继承了部落联盟政治机构上的一些主要遗产。……联盟的体制在政治形式方面决定了由它转化而来的国家机器的基本构成。”这主要是指，部落联盟时期（？）的三权制政治形式，分别改造成了国家机关。在雅典，部落联盟时期（？）的酋长会议变成了国家的元老院，人民大会变成了公民大会，最高军事统帅巴赛勒斯为三位执政官所代替；在罗马，部落联盟时期（？）的元老院成为了国家的元老院，库里亚大会的实权为百人团大会所取得，勒克斯的职权也为执政官所代替。这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早期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主要原因，民主的部落联盟转变成为了民主的早期国家，所谓“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国家，在其政治活动的方式上形成了一种在人类政治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模式，那就是所谓民主政治的模式”（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3-134、134、152、152-156、165页。）。
    下面我们进入正题，来看看国家产生前夕的希腊罗马社会，权力结构是否具有以上特征，是否符合谢维扬部落联盟模式的权力结构模型，也即主要概括自摩尔根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易洛魁人的权力结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