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初一些学者虽有一些考据性的著作，但大多因袭旧说。如宋濂有考据性著作《诸子 辨》（一名《龙门子》），写成于元顺宗至正年间，其中多袭用唐宋学者之旧说，算不得 开山之作。首开明代考据学之端的是杨慎。其后有梅鷟、陈耀文、胡应麟、焦竑、陈第、方以智等一批考据学家。他们对经子史集、小学、民间传说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证，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这些考据学家中，有专事考证经书的，如梅鷟；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订古字古音上的，如陈第；但更多的学者是广涉各个领域，其在考据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地开启了伪《古文尚书》的考证，为伪《书》的定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早在宋代，一些学者如吴棫、朱熹等对东晋以来流传的《古文尚书》就提出了怀疑。元朝学者吴澄在其《书纂言》中断定：“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但均未展开深入地考证。吴澄的观点直接启发了梅鷟追索伪《书》二十五篇之“所本”。梅鷟考据学的代表作是《尚书谱》和《尚书考异》。其中《尚书考异》在总结前人对伪《书》考辨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二十五篇文字所本、文章体例、句法特点、文字风格、史实等各个方面对伪《书》及孔安国《书序》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梅鷟的考辨是伪《书》考辨史上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
    2.首次系统地总结了辨伪方法和辨伪学理论。考辨古书、古说、古史的真伪是考据学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著名学者胡应麟在他的辨伪学代表作《四部正讹》中，较为 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辨伪成就，并将前人运用的辨伪方法归结为：“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着以观其人。”（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32《四部正讹》下。）这八种方法言简意赅，对后世的辨伪工作具 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胡氏在《四部正讹》中还将伪书产生的原因、古人作伪之动机及伪书的种类归纳为20余种，基本概括了伪书的种类和作伪之动机、原因。可以说《四部正 讹》是我国辨伪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的问世，标志着辨伪学的成立。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全书发明了许多原理、原则，首尾完备，条理整齐，真是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 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注：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1《总论》第三章“辨伪学的发达”，见《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扩大了传统的考据范围。传统的考据一般限于考辨古书内容的真伪、校勘文字、考 证草木鸟兽和典章制度等。明代的学者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考据的范 围，呈现出“炫奇好博”的特点。首开明代考据风气之先的杨慎在《丹铅录》等一系列考据著作中，“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 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注：陈文烛：《杨升庵太史慎年谱》，收入焦竑《国朝献征录》，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焦竑所编 《升庵外集》100卷，将杨慎著作分为天文、地理、宫室、人物、器用、饮食、经说、 史说、子说、杂说、文艺、文事、人事、诗品、词品、字说、动物、植物等类，由此可 见杨慎之博学，也足以证明其治学范围的广泛。杨慎在致力于经传考据的同时，还致力 于文字音义的考证。他认为：“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 不得不尔也。”（注：焦竑编：《升庵外集》卷63“阿堵”。）为此他著有《说文先训》、《六书索隐》、《转注古音略》、《古音略例》等一系列考订文字音义的著作。或纠正前人解字之误，或厘定古字读音，或考订方言俚语。受此影响，稍后焦竑著有《俗书刊误》等书，专门订正各种俗字书写之误，厘定字音，考订字 义。陈第著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主要考证《诗经》 、屈原、宋玉等诗赋的韵字。晚明方以智著有《通雅》一书，纠正《说文》之误，厘定 字音，考订通假字、联绵字和方言俚语等，并提“以音求义”的主张。被梁启超誉为 “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二“清初学 海波澜余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自杨慎始，学者们还十分注重地理的考据。 杨慎著有《春秋地名考》一卷，另有关地理考据方面的文章还散见于《升庵外集》卷三 至卷七中。其中有考古今地名之变迁、命名、读音的，有考长江、黄河等水道之源等。 杨慎强调考证地理必须身历其境。他说：“故知山川经络，苟非目睹身历，而欲据文字 定之，鲜有不失者矣。”（注：焦竑编：《升庵外集》卷5“石熊峰滹沱河” 。）这种注重实践知识的精神直接影响了后来徐霞客、方以智、顾炎武对地理学的研究 。此外杨慎还开启了考证民间传说之风，此后王世贞、胡应麟、方以智等在其文集中都 有考证民间传说的内容。其中胡应麟著有《庄岳》，考证诸如西王母、八仙、钟馗等传 说中的人物，考证《西厢记》、《倩女离魂》、《琵琶记》等戏曲本事之来源。在“炫 奇好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学者考据成癖，甚至到了走火如魔的地步。如周婴在《卮 林》中考解鸟语之人、考妇女双性、男子双名等。
    4.勇于厘正当代前贤考据之缺失。杨慎虽以博学见称，受到一大批学者的景仰，但由于他“炫奇好博”，其“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 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19子部杂家类三“丹铅余录”，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因此缺失颇多。针对杨慎的缺失，首先起而纠正 的是陈耀文。他作有《正杨》四卷，专门驳正杨慎在考据中的种种缺失，共驳正杨书中讹误150条。万历间胡应麟又著有《丹铅新录》八卷、《艺林学山》八卷，两书皆为辨证杨慎之误而作。胡氏在《丹铅新录自序》中说：“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占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夫。”（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续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可见其对杨慎的崇拜。然而胡应麟本着“爱而知其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余尝窃窥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陈言，盾矛故帙。”（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5“丹铅新录引”。）针对杨书中存在的问题，胡氏一一予以订正。尤其是驳正了杨慎对朱熹的一些偏颇的批评，并弥补了陈耀文在《正杨》中所引资料不足的缺憾。其后周婴在《卮林》中也设有《明杨》、《注王》、《广陈》、《通焦》、《谂胡》等篇，以驳正杨慎、王世贞、陈耀文、焦竑、胡应麟等当代学者的在考证问题上的种种缺 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