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代中期以后，学者们致力于考据，一方面是出于对宋明以来空疏学风的反动，另一方面也是继承了宋代学者的怀疑精神和求实的学风。提及宋学，人们往往以“空言义理 ”加以概括，实际上宋人治学也有其求实的一面，宋代的考据学应该说十分发达。北宋欧阳修曾作《易童子问》，考辨《系辞》非圣人所作，认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 。在其它著作中，他还考辨了《诗序》的作者、《周礼》的真伪、《尚书》部分内容的真伪等。司马光作《疑孟》，考证《孟子》中所谓“瞽叟杀舜”之类均为闾父里媪之说 。又作《通鉴考异》三十卷，考证史料的异同、真伪，说明对史料的取舍原因。南宋初，吴棫作《书稗传》，对伪《古文尚书》首先进行发难和考辨。郑樵作《诗辨妄》考证《诗序》作者、专攻《毛诗》之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多有考辨史实谬误的精道之论。尤其是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公开反对脱离儒经的语言文字而去穿凿附会义理，十分重视训诂考证。他说：“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指采宋人之说）？”（注：朱熹：《论孟精义序》，见《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他在注释儒家经典时就十分注重字音字义的诠释。他还先后作《诗序辨说》、《孝经刊误》等，对《毛诗》、《诗序》、《孝经》作者及内容进行考证。在他的《文集》、《语录》中，还有不少考辨《古文尚书》、《尚书序》、孔安国传的内容。明代杨慎等考据学家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宋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考据的传统方法，才开启了有明一代考据之风的。
    明代学者在考据学领域所作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还直接影响了清初以来的学风和考据 学的发展。清初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学者在治学上无不 以“博学”、“求实”为宗旨。他们以宋学为根底，兼采汉学博证、务实的学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明中叶以来以杨慎为代表的考据派的影响。如顾炎武作《日知录》，“论 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在撰写 《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地理考据著作时更是重视杨慎、徐霞客倡导的“目睹身历”的求实精神。王夫之治学力求做到“言必证实，义必近理”（注：《四库全书 总目》卷6经部6易类6“周易稗疏”。），在其《书经稗疏》、《诗经稗疏》、《周易稗疏》一类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名物、典制等的考证内容。黄宗羲在治学中强调：“读书 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他所作的《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等，均为考据性的著作。
    在考据的内容、方法上，受明儒的启迪或直接承继其衣钵的也大有人在。如明儒十分重视古代音韵、古字的音义的研究，并取得颇多成绩。顾炎武则继续其工作，作有《音 学五书》，其中的《诗本音》主要是根据陈第《毛诗古音考》的诗无叶韵说，并参其考证方法，注明《诗经》韵字的古音原读。其后江永著《古韵标准》，其弟子戴震著《声类表》、《声韵考》，进一步发展了古代音韵学的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2在评论陈第《毛诗古音考》时说：“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益以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可见陈第对清朝音韵学研究的影响 。乾嘉以后古代音韵更是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方以智的《通雅》考证名物典制、文字声韵，集明代考据学之大成，更是影响了清初一代学人。正如《四库总目 提要》所云：“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按指杨慎、陈耀文、焦竑等人）上。风气既开，国朝顾炎武、阎若琚、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 揣之空谈。”（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19子部29杂家类三“《通雅》提要”。）因此 可以说明代学者的考据成就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清初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
    在伪《古文尚书》漫长的考辨过程中，梅鷟所采用的考据方法及取得的成绩更是直接引导了清初阎若琚对伪《书》所作的最后定案。清朝学者朱琳在《尚书考异跋 》中对梅鷟作了这样的评价：“后儒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顾广圻赞扬梅鷟的观点：“往往精确不磨，切中伪《古文》膏肓，卓然可传也。”（注：顾广圻：《校定尚书考异序》，见《尚书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孙星衍也评价说：“明梅氏鷟创为《考异》，就伪书本文，究其据摭错误之处，条举件系，加总论于前，存旧文于后，于是阎氏若琚推广为《疏证》，惠氏栋、宋氏鉴皆相继辨驳，世儒方信廿五篇《孔传》之不可杂于二十九篇矣。”（注：孙星衍：《尚书考异序》见《尚书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阎若琚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中还直接吸收了梅鷟的不少成果，比如第三十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纯出《荀子》所引《道经》”条，第六十四“言《胤征》有玉石俱焚语为出魏晋间”条，第六十五“言今《英典》、《舜典》本一为姚方兴二十八字所横断”条等基本沿袭梅鷟的观点。卷三从第三十三条到第四十八条（其中第四十二条到第四十八条已缺失）其中多采用梅鷟的观点。
    在辨伪学理论的总结上，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沿袭了胡应麟的观点。他提出的辨伪十二公例，其中所谓的“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决 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等诸多公例均沿用胡氏“八法 ”，略加阐发，其中只有一两条为梁启超所发明。此外，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将伪书分为十类，又将作伪的动机和原因归结为：托古、邀赏、争胜、炫名、诬善、掠美等十多种。梁氏的分类和归纳较之胡应麟更加缜密，其中不乏创见，然而其说脱胎于胡应麟则昭然若揭。
    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家在治学过程中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 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派的根本区别。如顾炎武在广览群书的基础上，“尤留心经世之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卷12“亭林先生神道表”。）在治学方法上，针对杨慎等明代考据学家在论证问题时往往引文不注出处、妄删引文甚至杜撰古书等弊病，顾炎武批评说：“若今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因此提出：“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处，无根之语不得入文。”（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6“经义论策”。）王夫之在研究《资治通鉴》时强调：“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繇也。则恶用史为？”（注：《读通鉴论》卷6“汉光武”，[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针对明儒“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的不良学风，黄宗羲认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可见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色彩。而明儒的“求实”往往仅仅体现在书本文字的考据上，他们力图纠正宋明理学对儒经的曲解，还原经文之本义，恢复实事求是 的学风。在这一点上，乾嘉考据学派与之则有更多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