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亚述帝国的“残暴论”
    这一论点与帝国的军事征服论密切相关。许多教科书提及它的杀戮和抢劫、无情的移民政策、对被征服地区的残暴统治和镇压等，然而，近年来国外的研究却揭示出一些不同的方面。
    其一，亚述的人口迁移是有选择的，实为人口交换，并且常以家庭迁移和定居形式进行。他们在新的定居地区往往垦荒务农，并为国家提供劳动力和士兵；其社会地位与亚述人区别不大，他们在军队中形成特别部队，并提升为军官，在民间则有的成为宫廷的工匠或文书。
    在皇帝辛赫那里布时期，出于尚不明确的原因，政府开始区分亚述人和强制移民，后者被送往神庙，或成为农牧民，或继续在军中服役，但与过去并无明显变化。当然，也有数量可观的战俘成为奴隶，或赏赐给官员和大臣。
    另外，亚述的统治集团中包括大批阿拉米人，他们也被认为是“亚述人”[5]。不仅如此，迁移人口的政策并非亚述一家， 其他帝国也有类似做法。像新巴比伦曾将犹太人迁移到巴比伦，此即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其二，亚述在被征服地区的政策是比较温和的。帝国在这些地区实施间接统治，即任命原国王以帝国总督的名义继续统治，一般只有在发生叛乱时才建立直接统治。政府在一些被征服地区修复著名的古城，补充人口，发展文化贸易。
    萨尔贡二世宣称在埃及修建了一座海港，在列万特（地中海东岸）修建了2座港口，并为大马士革和撒马利亚补充了人口。 地中海沿岸城市成为帝国重要的贸易中心，据希罗多德说，腓尼基人将亚述商品运销希腊，其他资料说当地的亚述商人“多如繁星”[5]。
    此外，亚述对被征服地区的神灵也较为尊重，如与该地区的原国王关系较好，则会归还神庙中掠走的神像，允许原神庙僧侣返回。
    亚述也曾拨款重修一些地区如巴比伦的神庙。关于亚述残酷镇压被征服地区的叛乱贵族，另有一种说法，即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一般以亚述长官的身份留任，但必须在神像前宣誓效忠亚述皇室，因此举兵叛乱是背弃对神许的诺言，理应受到严惩。
    三、关于中东帝国频繁地进行对外战争的原因
    这也与帝国的征服性相关。其实，上述现象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
    正如前述，中东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其贸易的高度发达，而这源出于当地资源的单一性，包括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在内，因而不得不通过贸易的手段获得之。而且，一些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小亚的铁和中亚的马匹及锡。
    其次，中东地处三洲五海之地，位于中亚、南亚、北非、巴尔干、东欧之间，因此过境贸易也相当发达。可见，控制贸易和商路对于中东各国政府的财政和国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可谓命运攸关。
    新巴比伦帝国末期，新兴的波斯控制了通往小亚的商路，而帝国统治下的腓尼基的商业霸权则受到希腊、埃及和吕底亚的制约，这使称雄一时的新巴比伦受到沉重打击，立国仅88年即告灭亡。塞琉古时期曾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进行过5次战争， 其目的之一即控制作为重要商路的叙利亚。
    第二个原因也与中东的地理位置有关。由于中东连结欧亚非三大洲，并拥有两河流域、埃及、叙利亚、小亚等物产丰富的地区，因而成为民族迁徙的必经之地和异族入侵的理想场所。
    因此，这里刀光剑影，兵连祸结，硝烟不断。例如，两河流域在上古曾先后遭受加喜特人、阿摩利人、埃兰人、亚述人、米底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帕提亚人等民族的入侵和蹂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谋取商业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必然把军事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之首。而且，为防不测，主动占据战略要地、扩大战略纵深、控制周边小国就成为必然采取的手段。
    至于一些拥有充裕的财力和强大军队的君主，则难免受到土地和战利品的诱惑，走上黩武扩张的道路。
    频繁的征战和民族入侵、冲突，导致古代中东文明交往、文明更迭和社会发展的加速，战争成为本地区文明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