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古代帝国的城市自治
    自远古以来，西亚即出现大量城邦。个别地区如腓尼基的城邦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其他较早出现统一王国的地区，城市也仍然保持着自治地位，从而维持了相当的活力。例如，两河流域的一些王国往往是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在它们衰落之后，其他城市便乘机勃兴，取而代之，建立新的王朝，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伊辛、拉尔萨和乌尔均是例子。
    异族统治也未能改变这一格局，尽管征服者替代了被征服城市的多数市民或建立了新的城市。
    在帝国时代开始后，形势大体依旧。第一，城市保持了自治的市政机构，并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市政机构由长老委员会组成，其中许多长老是神庙的僧侣（这似乎与西亚城邦普遍起源于神庙有关）。在塞琉古帝国，巴比伦城仍旧保持传统的政治结构，市政府由名为“萨塔姆”的神庙大祭司和“巴比伦厄萨吉拉理事会”组成。该理事会为神庙领导机构，实际负责巴比伦及邻近的波尔西帕、库沙三城的行政及司法事务。同时，城内另有一名代表帝国的官员和一名法官。
    在同一时期的乌鲁克，也存在一个以行政官员为首的神庙委员会，以及代表帝国政府的总督（萨克努）[6]。 至于马其顿征服后建立的希腊城市，也都是自治城市。
    长老委员会的权力包括司法审判权。一些长老本人即是法官，或与法官共同商讨决定判案。另一项权力是决定城市的对外政策。
    公元前1776年，亚述国王沙姆西阿达德去世后，许多城市纷纷脱离亚述控制，而向本地区新的盟主马瑞国王金瑞林表示臣服。在敌军包围城市时，长老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是战是降[7]。
    第二，城市继续享有传统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免税权和免除劳役的权利等，此外，国王还有义务向神庙馈赠礼物、重修神庙和公共设施。
    在巴比伦尼亚出土的一份文献中，市民们宣称他们拥有某些权利，如果国王不遵守，他们将起而反抗，遭殃的将是国王。文献表明存在国王与城市关系的正式文件。这份文献在公元前7世纪广为流传， 说明该地区所有大城市大概均享有类似的特权，《圣经》中提到的撒马利亚也是如此[5]。
    在塞琉古时期，除了前述旧的城市以外，新的希腊城市同样享有自治地位，只是所有的当地城市和希腊城市均不再享有免税权[6]。
    第三，城市保留了对城郊大片土地的控制。中东城市的土地大量掌握在神庙和贵族之手，在异族统治后其中许多得以维持原样。
    例如，亚述皇帝萨尔贡二世在北方修建新都沙鲁金堡时，发现当地居民拥有先王赐予的土地，并享有免税权，其义务是向神庙供应物资。在查验了地契和王室颁发的文件后，萨尔贡二世以另批新地或收购的形式予以居民补偿，并颁发了新的王室文件作为证明。
    塞琉古帝国初年曾将巴比伦的大片土地没收，作为王室土地，但安提柯二世的王后和王子把许多没收的土地又归还给巴比伦市民。长老委员会的主要事务之一即涉及土地。
    在古巴比伦时期，尽管长老委员会的权力不断缩小，但西帕尔的长老委员会仍有权出卖城内无主土地、重新分配士兵份地、向挖渠工人分发口粮，并处理涉及土地的纠纷。
    第四，城市往往保留了原有的宗教和文化。古代中东为多神教，每个城邦均有自己的保护神，其中最强大的城邦在发展为王国和帝国后，它的保护神便成为王国和帝国的主神，如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和亚述帝国的阿淑尔神。
    但是，正如前述，新的统治者一般尊重原有宗教，像马其顿人在东方修建的新神庙仍保持原有的东方造型，他们还拨款修整旧的神庙，并在神庙中祭祀。
    虽然希腊城市在外观和文化方面均为典型的希腊式，但东方城市仍保持了其固有文化，即使在有部分希腊人定居的城市（如巴比伦）中也是如此。
    宗教传统的延续，意味着僧侣阶层的精神和世俗权力未受削弱，这在他们对市政机构的把持中即可窥见。
    因此，帝国时代的城市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均保持了相当的自主。城市的自治体制说明，上述间接统治的方式可以较好地确保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和经济利益。
    同时，城市的自治也使皇帝获得了遏制各省总督权力的手段。
    有时，由于首都的自治地位，一些皇帝感觉行动受到限制，便以另建新都的办法来对付。这是中东古代帝国往往有多个首都的原因之一。
    总之，城市为我们理解素以“专制”闻名的古代东方帝国政治体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也为与位于东方的中国古代帝国政体的比较开拓了一个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