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顾先生之见，破坏假古史正是为了要建设真古史，而“要辨明伪古史必须先认识真古史”。具体地讲就是，伪上古史系统是在中古期即东周（或战国）秦汉间的人造作的，所以要辨证“东周秦汉间发生的伪史”，就应首先必须“对于东周秦汉间的时势，思想，制度，史迹等等”，“要研究出一个真相来”[1]（P66）。唯有研究出了在客观上能够真实认识的中古史的真相，破坏伪上古史的神话和传说才能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点。这也就是说，对顾颉刚先生而言，建设真的中古史与破坏假的上古史正是一项一体两面的研究工作。因此，顾先生说：“我的理想中的成就，只是作成一个战国秦汉史家；但我所自任的也不是普通的战国秦汉史，乃是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我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1]（P121）
    总之，顾颉刚先生是一位在辩证伪古史方面有着“很清楚的自觉心”，同时又有着“极坚强的自信力”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能在辨证伪古史方面做出卓越的建树，除了个性和环境方面的因素之外，不能不说得益于他那立足于追寻古史的真相和在学问上只问真不真的“求真意志”。因此，更准确地讲，顾先生乃是一位其“求真意志”跃动于伪上古史和真中古史之间的卓越的历史学家。对他在辨证伪古史方面的史学成就，我们既不能作过度的诠释，也不能作过度的责望。他从没有否认过建设真实的上古史的可能，相反他一直关注着并对他人建设“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的工作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他从不漫无节制地滥用自己的历史理性和“求真意志”，以为在短时间内就能把古史讨论出个结论来，相反他把《古史辨》的性质看作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
    二、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是靠不住的
    不管我们如何具体评价顾颉刚先生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如傅斯年先生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所说：“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 古史论一个问题。……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学科的范围有大小，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但他 自是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3]（P146-147）但我认为有一点却是不容质疑的，那就是他留给了 我们一份最值得珍视的历史理念，即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是靠不住的。那么，为什么说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就是靠不住的呢？这是因为“中国人于史的观念从来未十分客观过” [3]（P156）。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说，如顾先生所言，“考而后信”的态度“的确是我们研究史料学的主要任务”，但即使是提出了这一口号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 迁，也“没有在实际的写作中贯彻到底”，以至“我们翻开《史记》来，仍然遗留了不少的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而和历史的真实不符”[1]（P193）。因此，我们要认识客观而真 实的史实，首先必须要对史料进行审慎地考查和检择。就此而言，顾颉刚先生可说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第一位对此有着最充分自觉的史学家，这也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评价的： “严格说来，恐怕客观的历史家要从顾颉刚算起罢。”[3]（P156）
    然而，顾颉刚先生在辨证伪古史方面所做的破坏工作的全部意义，绝不只是局限在对具体史料的细微审查，他的辨伪工作的实质乃在推翻整个靠不住的古史。为了更好地理解顾先生辨伪工作的性质和意义，笔者认为辨析一下顾先生所使用的“古史”这一概念是十分有必要的。严格说来，顾先生所谓的“古史”，实则指的是人们观念（伪书或真书）中的古史系统或“传说中的古史”，而绝非“真实的古史”，所以顾先生所要推翻的也只是中古人的“古史说”或“上古史传说”。顾先生本人虽然对此没有作过正式的特别说明，但在使用上却是明白无误的。将顾先生的说法换成历史哲学的术语，那么，顾先生所谓“传说中的古史”或“上古史传说”实即是中古人有关古史或上古史的历史叙事。而历史的叙事与历史的真实或真相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后者指的是历史本身或历史的本体，而前者则是指人们根据自身的兴趣和观点，有意识地选择和安排历史事实而讲述一个合理的故事。
    探询历史的真相也许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为自己设定的、永远都无法达到的终极理想或目标，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是最终的”，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或“每一代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考察和再阐释历史”[4]（第二卷，P403-404）。然而，从进步的角度来讲，笔者相信我们今人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事在总体上比古人更接近于历史真实。正是基于这一点，顾颉刚先生推翻伪古史叙事系统的破坏工作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才是可以理解的。而要推翻伪古史叙事系统，就必须揭破中古人在造作上古史的叙事系统时所依据的历史观念的虚假性。
    如上文所言，顾先生在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时，应用的是研究故事的方法，并运用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具体而言，顾先生在系统整理“传说中的古史”时，主要是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是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作为系统的叙述”[1]（P67）。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和眼光之所以有效，主要是由于古史叙事的结构或模式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通过系统整理“传说中的古史”，便可以说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论的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是，“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5]（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