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古史传说的系统整理虽然可以说明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但还不能说就是对中国古史为何是层累地造成的这一问题已给出了圆满的解释。因此，顾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又更进一步提出了推翻伪古史或非信史的四项标准，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5]（P35-36）。这也就是说，中国古史系统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支配和指导下层累地编撰、造作而成的，这些观念的虚假性一旦被打破，那么依据这些观念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对我们来讲自然也就是靠不住而可以被推翻的了。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正面来理解顾先生的意思，中古人所以如此层累地编撰、造成古史系统，那是因为它可以发挥诸多重要的叙事功能。一般而言，历史叙事可以增进人的历史理性，即所谓的“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叙事亦可以发挥政治上的资治功能，即使人知兴衰而增进现实的社会政治理性；历史叙事还可以发挥政治上的合法化功能，即维护现实的政治统治秩序，如秦始皇焚六国史记即旨在抹去六国人的历史记忆以便维持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尽管并不成功）；历史叙事也可以发挥道德上的戒惧劝化功能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亦不例外，它维持和强化民族一元和地域一统观念，可以发挥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功能；它将古史人化并推崇古代为黄金世界，即将整个历史完全编撰、改造成圣圣一脉相承的谱系，则可以发挥将“王功”与“圣道”一体合法化或政治批评的现实功能等。但是，不管它在过去时代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它毕竟淆乱了上古人的历史观念与历史本身的真相，而且，伪古史系统所能发挥的功能更不再是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了。
    那么，顾颉刚先生推翻伪古史系统的破坏工作又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综合顾先生的相关论述，可归纳概括为这样三点：一是，由于“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所以，“破坏它，并不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植’的适宜”[1]（P132）。依我的理解，伪史既然是真史的歪曲的反映，那么，所谓的“移植”也就是把中古人的上古史归还给中古人，由此我们正可以认识中古人所持的真实的观念和信仰。二是，顾先生辨证伪古史的工作更具有一种反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的性质与意义，如顾先生自己所一再申明的那样：“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1]（P215）。“我们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这固是一个大破坏，但非有此破坏，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我们的破坏，并不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只是使它们各各回复其历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复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周回复其先秦或汉魏的地位。总之，送它们到博物院去”[1]（P149）。三是，旨在造成一种就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风气，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对《古史辨》的工作在这方面的意义讲得尤其精彩，他说：“近来有些人主张不破坏而建设。话自然好听，但可惜只是一种空想”。“许多人看书，为的是获得知识，所以常喜在短时间内即见结论。但《古史辨》中提出的问题多数是没有结论的，这很足以致人烦闷。我希望大家知道《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是搜集一时代的人们的见解的，它不是一部著作。……所以如此之故，我实在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说’的旧习惯，另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解决的欲望。我希望大家都能用了自己的智慧对于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又真能接受他人的切磋。一个人的议论就使武断，只要有人肯出来矫正，便可令他发生自觉的评判，不致误人。就使提出问题的人不武断而反对他的人武断，这也不妨，因为它正可因人们的驳诘而愈显其不可动摇的理由。所以人们见解的冲突与凌乱，读者心理的彷徨无所适从，都不是坏事，必须如此几可逼得许多人用了自己的理智作审择的功夫而定出一个真是非来”[1]（P126-127）。
    曾经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顾颉刚先生对这句话颇“不以为然”，并解释说：“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凡是会过去的只有一时的风气，正似时装可以过去，吃饭便不能过去。”[1]（P216-217）这也就是说，考证辨伪的工作对于历史研究来讲是永不会过时的，犹如吃饭对于人的生存一样。
    顾颉刚先生还讲过这样一句名言：“凡是理智发达的人，决不会对于任何事物作无条件的信仰。”[1]（P155）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对于中古人的上古史传说作无条件的信仰呢？因此，笔者认为，顾颉刚先生辨证伪古史的工作正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最弥足珍贵的历史理念，即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传说（历史叙事）实在是靠不住的。
    三、观念的考古学
    除了创立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即推翻伪古史传说、并破除支配造作伪古史的种种观念之外，顾颉刚先生还曾撰写了另外两部具有典范意义的重要著作，一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一个长篇论文，二是《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初名《汉代学术史略》）一书。顾先生的这两部著作的主旨大体是一致的，即系统地考察“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在秦汉时期是如何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形成的，并造就了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童书业先生曾盛赞前者为“当代古史学界一篇最伟大的作品”，并对其主要内容有一精要的概括，即“把从战国到新代因现实政治造成的各种伪古史系统，和由伪古史说造成的现实政治，整盘清理了一下，详细地说明它发生和经过的情形”[6]（第五册，P660-661）。依笔者之见，如果说顾先生辨证伪古史的工作的本来的意义在破坏（破除伪古史系统与观念）的话，那么上述两部著作的意义则使其破坏的工作具有了更为充实和丰盈的学术内涵与价值，因为这两部著作对伪古史说的形成过程所作的系统考察，并不仅仅是对观念本身内在逻辑理路的梳理与探讨，而是重点清理和揭示了决定观念形成的构造性的外部存在环境与现实条件（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及这种观念又实际发挥了什么样的现实影响或作用（造就了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