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日本赔偿外交的评析
    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外交，不仅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日本具有特殊的政治和外交意义。
    （一）赔偿外交使日本经济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
    1. 赔偿外交为日本国内滞销商品打开了销路。 日本经济调查协会1965年的报告承认：“由于对包括海外市场变化在内的经济景气波动的调整缓慢，导致陶瓷、人造丝、鱼罐头、压铁板等商品的滞销，但以赔偿为销路，对于不景气的产业而言，则是无需国内实施特别措施的救济措施。”（注：〔日〕安原和雄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4 ）通往先进国家的道路》，三省堂1984年版，第154页。 ）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输出额，1955年为3.84亿日元，1958年为6.5亿日元，1961年增至10.32亿日元。（注：〔日〕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昭和三十七年度，大藏省印刷局发行，1962年，第309页。 转引自米庆余《日本百年外交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赔偿实施前的 1955年与实施后的1961年相比，后者是前者的2.7倍，其赔偿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
    2.日本不仅以用于赔偿的商品输出缓解了国内商品积压的压力，同时也占领了东南亚的广大市场。日本的商品以赔偿的形式进入东南亚，易于被东南亚各国所接受，从而为日本商品的输出开辟了道路。日本以支付赔偿，援助各国建设项目为名，将大量的机械器具如电器通讯机械、铁道车辆、船舶等投向东南亚市场，加之赔偿协定附带的各种经济合作及经济借款，表面看来是对东南亚各国的补偿和援助，实际上是一种名利双收的投资。日本投资“合作”开发的东南亚市场，日后自然为日本所左右。日本商品在东南亚地区的市场占有率，1953年为6.7%， 1958年为 9.2%，1961年11.9%。（注：米庆余：《日本百年外交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255页。）由于这一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大量经济援助和商品输出，日本在该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不算很大。但就日本自身而言，却是明显上升的。
    3.日本通过赔偿外交促进了国内各产业的发展。如前所述，日本通过赔偿为国内滞销品打开了销路，给国内的疲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剂。日本用于赔偿的不是消费品而是生产资料，这不仅对当时日本以消费品输出居多的通常输出没有造成影响，反而为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机械工业打开了输出之路，从而促进了日本商品输出结构的升级。输出结构的升级又带动了国内重工业生产部门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日本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日本援建的南越达尼河发电站，水轮机是由东芝制造的，发电机是由三菱制造的。这些大企业在完成援建用的水轮机、发电机后，都刷新了这些机械设备在落差和容量上的原记录，大大提高了该行业的建造水平，增强了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赔偿外交还促进日本建筑业的发展。日本建筑业本来没有出口市场，赔偿使日本的建筑材料名声大振，不仅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市场，而且远销非洲、南美等地。以对外输出带动国内各工业部门的发展，国内工业水平的提高又大大提高输出的质和量，如此良性循环，使日本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4.日本的赔偿外交使之得以从东南亚获取大量的廉价原材料。50～60年代，日本近17%的进口石油来自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铁矾土大约有30%来自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天然橡胶和白锡几乎全都依赖东南亚国家，大米、铜、天然气和木材等也大量从东南亚输入。（注：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这些都是由于赔偿外交为日本打开走向东南亚的道路后得以实现。
    （二）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在政治外交上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1.日本的赔偿外交带有追随美国的政治色彩。1951年9月， 美国召开旧金山会议，实行片面对日媾和，这是其推行亚洲政策的重要一环。该会议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所规定的赔偿条款，成了日本与各索赔国家之间进行交涉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外交”，从开始便受到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在此之前，美国就已经在操纵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1951年5月， 当时的盟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长麦卡特，将美国的《日美经济合作计划》通告日本政府。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三点是输往东南亚的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的生产，这是为了当“现在正尽全力从事军需生产的国家不能自给”的时候，“把日本的工业力量最大限度地用之于增加东南亚的原料生产和增强其工业力量。”（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81页）日本政府在1952年9月制定的《关于同东南亚经济提携措施（案）》中，指出与东南亚国家实行经济提携的原因之三是“为协调联合国的后进地区开发计划和美国的第四点计划”。1952年10月，日本外相冈崎胜男在战后首次发表的外交演说中也强调：“赔偿，应该作为政治问题来解决。”（注：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上述情况表明，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追随美国的成分。日本在被动追随美国政府的同时，又有主动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深层目的：最初是为了依赖美国，获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用以恢复破败的战后经济；同时借助美国的力量，加入西方经贸组织，从而为当时乃至日后日本的国际通商贸易的发展开辟道路。此外，从5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期，日本除了追求上述经济利益外，还企图通过在亚洲问题上追随美国，以换取美国在修改安保条约以及冲绳归还等问题上的让步，争取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作为其外交整体中的一环，正是服务于这种国家利益的。
    2.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打开了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建交，一方面标志着日本与这些国家结束了战争状态；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在与日本建交后，均随之批准《旧金山对日和约》，使日本不再是“亚洲孤儿”。日本从此迈出了走上亚洲政治舞台的重要一步，这对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在日本大力推行对东南亚各国赔偿外交的50年代中期，日本于1955年4 月参加了亚非会议，成为亚非会议29个与会国中唯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1956年12月，日本又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从而摆脱了日本自1933年3 月悍然退出国际联盟以来在国际社会的长期孤立地位。
    （三）赔偿外交为日本整体外交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战后初期日本的外交仅限于对美外交，赔偿外交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成功外交行动。日本在这次外交行动中获得了诸多经验，如经济利益优先，政治上保持低调，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经济界介入”紧密结合等，成了战后日本外交，特别是80年代以前日本外交的显著特征。
    应当指出，日本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总额大约为15亿美元。这些赔偿以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少量的消费品及劳务支付，它有利于受赔国经济发展；在赔偿的同时，日本还对东南亚各国提供了一些经济借款和经济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受赔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日本的实际赔偿，与其在侵略战争中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损失相比是远远不够的。
    总之，日本通过赔偿外交，使赔偿成为日本开拓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政治关系的有力手段。日本以微小的代价，不但解决了二次大战的遗留问题，而且打开了战后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和外交，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政治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为日本全面回归国际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