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将罗斯福“新政”与希特勒“新经济政策”视为凯恩斯主义 模式运用上的开端，这早已成为一种习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 思曾著文《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对此作过一点小小的“修正”。这位前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谈到，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并开始奉行“新政”以后，凯恩斯本人以及他的 思想在美国仍然遭到冷遇，以致于美国既未能真正克服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也 未能阻止1937至1938年危机的到来，只是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恩斯 主义的补救方法才真正为美国所接受。在该文结尾处，他还特别作出这样的总结：“有 一种看待这段历史的方法：希特勒在结束了德国的失业以后，又继而为他的敌人结束了 失业，他才是凯恩斯思想的真正倡导者。”（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凯恩 斯主义在美国》，引自陶洁编选：《二十世纪英文观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52页。）但据我查证，所有那些纳粹德国的当事人，都概不承认希特勒政权是以凯恩 斯的思想为蓝本来制定、推行其经济政策的，他们只承认这一点：“这种经济政策不过 有些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方法罢了。”（注：威廉·劳滕巴赫：《利息、贷款与生产》（ Wilhelm Lautenbach,Zins,Kredit und Produktion），蒂宾根1952年版，第196页。）这 就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如果说纳粹党人经济政策中的“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模 式”不是来源于凯恩斯的，那么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倒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本人提供了一条极为有意义的线索。这位 英国大经济学家在1936年出版的那部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德文版前言中这 样写道：“我的这本书是对英国古典主义（或正统主义）传统的一种摆脱，这种摆脱在英 国遇到了相当可观的抵抗。但我能设想，所有这些可能会对德意志读者产生某些不同的 触动。这是因为在德国，一直就有它重要的经济学派--‘历史学派’，他们早已对运 用古典主义理论分析同时代人的重大事件的足够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最后，他还特 别强调，“我的这种生产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更容易适应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关系。 ”（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John Maynard Keynes,Al lgemeine Theorie der Beschk5mc03.jpgftigung,des Zinses und des Geldes），柏林1936年 版，第8页。）
    凯恩斯的这段话至少向我们提示了两点：一是纳粹主义（即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 制定与推行的确不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蓝本的，因为凯恩斯的完整理论直到1936年才正 式发表，而此时纳粹德国已经彻底摆脱了1929开始的那场经济大危机并实现了充分就业 ；二是纳粹党巩固了独裁统治后，“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以及“非正统主义”的货币金 融措施，在德国能得到比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更快速、更有效、更彻底的贯彻和运用，这 种发展绝非偶然，而是有它深刻的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传统根源的。本文将沿着这一线 索，探讨传统的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历史学派”--的奠基、发展、变异，以及 它与纳粹主义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结点问题，以期查明纳粹主义经济思想与政策形成上的 历史总背景问题。
    一、德意志“历史学派”形成与发展
    在19世纪初年的“大改革时代”，作为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冲击的反应，也出于维护 民族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德意志经济理论家中间，出现了一种反自由主义倾向。正是在 这种倾向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个被后人称之为“浪漫主义的”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 --“历史学派”，它与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主义国民经济学说绝然相反，强调 的不是自由竞争与国际自由贸易，而是自身民族的独立性以及经济政策中民族目标的优 先权。
    德意志“历史学派”的经济观念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内容：（1）所有经济活动的头号目 标，不是满足个人的需要，而是促进国家或民族权力的强大。（2）国家的权利与义务， 就是要将经济过程限制在有利于由国家定义的“公益”上，限制在国家指令性的经济主 导权上。（3）国家主权包括不受限制的财政主权，它造就的支付手段，不受贵金属数量 上的限制或对外贸易政策上的限制。（4）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大经济 空间”，并通过对东欧和东南欧的经济渗透，来确保这个空间的扩张。（5）在这个空间 里，应始终保持农业的优先地位和乡村生活的田园化。
    德意志“历史学派”在19世纪的前40多年间经历了它的奠基阶段。头一个提出这种经 济观念萌芽的是大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1800年出版的《封闭的贸易国》 一书中，他勾画出一个“自给自足”社会的乌托邦，并建议“引入一种特别的内部货币 来确保自给自足，这种货币应建立在人们的信任和强大的国家财政主权基础上，并使这 种货币的供应量与内部市场的需求相适应”（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封闭的 贸易国》（John Gottlieb Fichte,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法兰克福1977年 版，第59页。）。
    继费希特之后，浪漫主义理论家亚当·海因里希·米勒，为配合普鲁士的“斯泰因- 哈登堡改革”，于1809年出版了《治理国家的因素》一书。在书中，他对费希特的货币 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作为‘世界货币’的金属币是死钱，它得依赖于贵金属发现 的偶然性；惟有由国家发行的‘内部货币’，即纸币，才是有生命力的活钱，它能根据 经济循环的需要增加或减少，因此，也惟有纸币，才体现出国民对国家的信任，才真实 地表达了民族的活力，因而是真正有效和永恒的货币。”（注：亚当·海因里希·米勒 ：《治理国家的因素》（Adam Heinrich Müller,Elemente der Staatskunst），莱比锡 1931年版，第159页。）正是这种具有现代性质的货币观念，奠定了德意志“历史学派” 货币理论的基础。
    在这本书中，米勒还提出了“公益”思想。他赋予国家“一种永恒、独立、临驾于一 切之上的最高本质地位”，而“个体必须为国家的永恒本质作出牺牲”，由于“私有财 产仅仅体现为对永恒的公有财产用益权的一种暂时性借用”（注：亚当·海因里希·米 勒：《治理国家的因素》，第246页。），而“国家经济临驾于一切私人经济之上”，因 此，“国家的任务就是要在面临私人利益具有瓦解性的滥用时保护公共利益”（注：亚 当·海因里希·米勒：《治理国家的因素》，第196页。）。这种“公益”思想成为了“ 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与“和谐发展论”的理论支柱。
    米勒还从中世纪的过去推导出他的“孤立的民族农业”方案。他认为：“一种为世界 市场而生产的工业，完全瞄准最大限度的产量和收入目标，对于德国这样一个陆上大国 来说并不适合。在任何一场可以想象的危机中，要维持这个国家，就必须依赖这片土地 上生活的民族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讲，这种内在联系取决于农业”，因此，“惟有通 过这种孤立的民族农业，才能确保一种具有抵抗危机之能力的民族经济”（注：亚当· 海因里希·米勒：《治理国家的因素》，第164页。）。这一思想不仅大大深化了费希特 提出的“自给自足论”，而且成为普鲁士容克贵族政治家们一再加以信奉的信条。
    19世纪30至40年代，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无疑当数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这位前蒂宾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坚决反对英、法式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 将“国家对经济的指令性”视为“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中固有的内容”，他还特 别强调：“这种指令性绝不仅限于关税保护，还应包括整个经济过程！”（注：弗里德里 希·李斯特：《论文、谈话、书信集》（Friedrich List,Schrift,Reden,Briefe）第2卷 ，柏林1932年版，第176页。）这是德意志“历史学派”理论发展史中有关“指令性经济 ”的最早表述。
    在货币理论方面，李斯特将米勒等人的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当国家缺 钱的时候，实际上只是缺少一种价廉物美的辅助性手段，这只需引入一种稳定的纸币体 系，或是增加现存纸质流通手段的数量就能提供。”（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论 文、谈话、书信集》第2卷，第75页。）“通过经济上的真正价值来作抵押并满足追加性 的支付手段，就能避免通货膨胀的危险。”（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论文、谈话 、书信集》第2卷，第239页。）早在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德意志“铁路大建设时代”， 李斯特的货币理论就曾经得到过第一次成功的实践。
    在滚滚向前的工业化时代里，李斯特最先看到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民族工业的重要性 ，但同时认为，“仅有关税保护还不够，还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别的民族， 建立殖民地，才能造就民族自我生存的条件”。他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 体系》一书中一再强调：惟有通过殖民地这个“最不可缺少的工具”，才能“使祖国的 工业获得活力，从而使人口得以增加，国内农业品的需求得以增长，海运事业和海军力 量也得以扩大”（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 983年版，第229页。）。
    李斯特也是头一个提出建立德意志“大经济空间”理论的人。在他关于未来德国版图 的构想中，不仅荷兰和丹麦被包括在内，就连整个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区域也 在其中。他还这样宣称：“未来是属于大经济空间的，一个这样的德意志大帝国才能成 功地与美国、法国、俄国竞争……这个帝国一方面被亚德里亚海所冲刷，另一方面由德 意志精神赋予它灵魂！”（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论文、谈话、书信集》第2卷， 第499页。）这种“大经济空间”设计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德意志统一”的构想。
    不仅如此，李斯特的思想中还散发着浓烈的种族主义情绪。他在1846年写道：“这个 地球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近来已经开始越来越按它们的来源互相淘汰……日耳曼种族 由于天命所赐予它的本性和特点，注定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领导世界事务，开 化野蛮国家，向海外大规模殖民，并在那里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公社，防止野蛮和 半野蛮原始居民的影响。”（注：弗朗茨·诺伊曼：《“贝埃摩特”--纳粹主义的结 构与实践，1933-1944》（Franz Neumann,Behemoth,Struktur und Praxis des Nation alsozialismus,1933-1944），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140页。）因此“在惟有经过一次性 的领土扩张并得到满足后，德国这个已无需食品和原料进口、经济独立的统一体，才能 确保这个世界的和平……”（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论文、谈话、书信集》第2卷 ，第499页。）。
    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是由于威廉·罗舍尔教授1843年5月在柏林大学所作的讲座--《 用历史学的方法来论述国民经济》，才获得“历史学派”这个别称的。在此后长达半个 多世纪里，它统治了德意志大专院校的经济学。从纯理论的角度上讲，它的新特点在于 ：强调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否认普遍适用的经济理论模式，因而也更 响亮地宣扬经济上的反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
    罗舍尔1857年出版了《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一书，他从民族的文化概念出发，将“民 族经济的框架”称之为“统一经济利益的民族空间”、“活生生的有机体”。他认为， “国民经济，正如国家、法权、语言一样，是民族发展的一种本质，表现出这个民族的 特点与文化阶段，并与其他本质性方面一起形成、发展、繁荣和衰落。”他特别强调： “用大量有利于国家干预的例外来突破从英、法引进的流通自由，是德意志人一种典型 的民族特点。”（注：威廉·罗舍尔：《国民经济的基础》（Wilhelm Roscher,Die Grun dlagen der Volkswirtschaft），柏林1932年版，第70页。）
    同时代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中，还有柏林大学教授卡尔·克尼斯。他在1883年出 版的《历史学立场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认为：“亚当·米勒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 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对国家干预经济采取拒绝态度，而这正是那些自由主义者们 所犯的错误。”（注：卡尔·克尼斯：《历史学立场的政治经济学》（Karl Knies,Die P olitische k5mc04.jpgkonomie vo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kt），不伦瑞克1931年版，第32 9页。）他还公开拒绝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生产和收入的最大限度化”要求 ，并明确提出：“民族经济活动的头号目标，不是物质上最大量的生产和资本积累，而 是经济过程的和谐与安全！”（注：卡尔·克尼斯：《历史学立场的政治经济学》，第13 1页。）
    更年轻一代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阿道夫·瓦格纳与古斯塔夫·施莫勒。由 于他们已处于“快速工业化时代”，两极分化与社会结构大变动导致了社会主义工人运 动的不断发展，加之德帝国建立后发生了长达20多年（1873-1895）的经济危机与萧条， 国际上又面临尖锐的竞争，因此，他们不是停留在理论思考上，而是力图赢得政府圈子 对他们思想的采纳。在由他们1873年组织起来的“社会政策协会”中，这些“讲坛社会 主义者”是作为帝国执政者们的国民经济学顾问、国家官僚们的老师、社会上的义务宣 传家来发挥影响和作用的。
    在这里，阿道夫·瓦格纳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最清楚地表达了“国家应对经济 实施无所不包的干预”的要求。1873年3月，在一份给帝国宰相冯·俾斯麦的上书中， 这位柏林大学教授这样写道：“帝国政府不仅应积极推行社会福利与保险政策，而且直 接的国家主导权和一种无所不包的制度化控制体系，应首先服务于这个国家经济和强权 政治上的发展，并阻止经济与社会危机。”（注：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 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Rüdiger vom Bruch,Weder Kommunismus noch Kapital ismus），慕尼黑1985年版，第70页。）正是由于接受了瓦格纳的建议，俾斯麦才动用国 家干预手段，对外实行严格的关税保护，对内建立起世界上头一个社会福利保险制度， 从而使德意志帝国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具有“现代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国家。
    在货币理论方面，瓦格纳提出了“国家不受限制的主权”原则。在他“金融体制国家 化”的要求中，主张“对私人银行的主导权进行严密控制和限制”，并特别强调：“必 须赋予国家自由提高货币供应量的权利。”（注：克里斯蒂安·里斯特：《货币与贷款 理论史，从约翰·劳到现今》（Christian Rist,History of Monetary and Credit The ory,From John Law to the Present Day），伦敦1940年版，第101页。）正是在这一理 论基础上，他的学生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创立了货币理论上“反金本位主义 ”的“名义学派理论”，它突出的是货币作为循环手段的功能，而不是作为价值积聚的 手段。在1905年出版的《国家货币理论》一书中，这位柏林大学编外讲师完全否定了金 属币的必要性，并指出：“纸币是惟一通过国家法律和国民对国家的信任才产生出来的 支付手段，它不仅是无需具有自身价值的真正的钱，而且具有准备金上的灵活性，它具 有的不是物质上的价值，而是在社会认同和国家立法基础上发挥的功能。”（注：克里 斯蒂安·里斯特：《货币与贷款理论史，从约翰·劳到现今》，第334页。）这一“现代 纸币理论”的提出，即使比起凯恩斯1931年11月底发表的《麦克米伦报告》以及《货币 论》来，也要早整整26年！
    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德帝国与其他列强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关系紧张化，一种“中 欧解决方案”开始在“历史学派”理论家当中抬头。他们越来越将德国看作是“一个受 到歧视、被分裂的世界包围的大国”，这个大国现在只剩下惟一的一条出路：为了德意 志工业的发展，应开拓内部市场和东欧、东南欧原料产地，建立一个“领土封闭的大经 济空间”，并将这种大经济空间称之为“生存空间”。
    古斯塔夫·施莫勒的“中欧集团”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这位柏林大学经济 学教授主张由德国来组建、领导一个“中欧集团”。1900年，他在《19世纪贸易政策中 的变化》一文中写道：“通过这个集团，德国将以一个得到扩张、实行自给自足的大经 济空间作为它民族力量不可缺少的基础；通过这个集团，德国将打开通往非洲、波斯和 印度的道路，并作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大国，出现在与其他列强进行经济谈判的 桌子上。”（注：古斯塔夫·施莫勒：《19世纪贸易政策中的变化》（Gustav Schmoller ,“Die Wandlungen in der Handelspolitik des 19 Jahrhunderts”），《施莫勒年鉴 》（Schmollers Jahrbuch）第24卷，柏林1900年版，第373页。）
    “生存空间”概念，则是“历史学派”晚期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地缘政治学说的创立 者、莱比锡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头一个提出来的。此人在施莫勒理 论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并于1901年发表了题为《生存空间》的论文，文中不仅指出了“ 中欧思想”的未来方向，而且还给“中欧方案”的动机配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底色。 他将“经济空间规模的大小”看作“种族力量最重要的象征”与“种族之间生存斗争的 结果”，而“最强大、最纯洁的种族，将作为最广阔的生存空间占有者来出现”（注：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 d），伦敦1978年版，第38页。）。而他的学生，慕尼黑大学教授卡尔·豪斯霍夫，则以 浪漫主义的“有机发展”、“生存空间的大陆统一体”等概念，对他的地缘政治理论加 以补充，并通过与希特勒的接触，对《我的奋斗》中“生存空间”的描述产生了决定性 影响（注：托马斯·卡麦勒茨基：《“生存空间”，纳粹谋取东欧的秘密计划》（ThomasKamenetzky,“Lebensraum”，Secret Nazi Plans For Eastern Europe），纽约1961年 版，第87页。）。
    在此，有必要提到金融专家黑加尔玛·沙赫特在这种“中欧思想”宣传上的合作。沙 赫特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是古斯塔夫·施莫勒教授的“得意门生”，并经这 位老师介绍，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德意志贸易条约协会”的秘书，1902年还组织过该协 会前往东南欧和近东的“学习旅游”，并在1916年成为“德意志中欧工作委员会”的参 与缔造者。这种经历，对于沙赫特这位后来纳粹政府的“帝国经济部长”兼“帝国银行 总裁”以及1934年《新计划》发起者的政治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还有两位“历史学派”晚期代表人物--瓦尔特·拉特瑙与维沙德·冯·莫伦 多夫--也应记录在案。这两人是一战中“战争社会主义”与“德意志共同体经济”的 倡导者和德帝国战争经济和原料分配的管理者。事实上，希特勒关于“尊重工业家首创 精神和赢利动机”的思想，出自于莫伦多夫在一战中的管理实践，而后来主管纳粹德国 战争经济的弗里茨·托特与阿尔贝特·施佩尔所奉行的“工业自我责任制”，则直接来 源于拉特瑙（注：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10页 。）。总之，正是在这两位代表人物的手中，德意志“国家指令性干预”倾向和“国家 主导权”意识大大加强，并对后来纳粹德国战争经济体制的形成直接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