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纳粹德国“新经济政策”中的“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并非源于英国的凯恩斯主义 ，而是直接源于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历史学派”--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 理论传统。
    这种“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理论传统，恰恰反映出德意志现代化发展模式上的特点 。在这个不是通过市民资产者“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而是通过权威专制国家“自上 而下”的改革道路发展起来的工业化社会里，“国家主义”总能赋予执政者一切避免经 济周期性问题的理由，这里面完全可能包括具有现代性的干预措施与货币金融手段，因 为这种周期性问题不是传统性的，而是现代性的，因而也是用传统方式对付不了的。而 “民族主义”则从“民族生生不息”的理由出发，体现了一种从传统到现代化发展要求 的联结，一种对传统与现代化矛盾的掩盖与弥合，它既能使执政者对内以民族“公益” 的名义，将一个已经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重新整合起来，又能赋予执政者在对外获取世界 经济与政治强权上以“正当”理由。因此，这种“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理论实际上是 一种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理论。
    这种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先是作为大专院校的学术观点，后是作为国家 部门官僚经济政策上的重要建议而被执政者所接受。它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德帝国早在 19世纪80年代便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具有“现代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国家，并在一战中 通过战争经济的管理实践而被引向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国家指令性干预”与“国家财政 主权”方向。虽然这种发展方向由于一战的战败、魏玛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而被打断，“ 历史学派”的传统也一时处于理论边缘，但它仍为进行“新保守主义革命”的“经济改 革派”、“普遍主义学派”和“行动圈子”所继承。纳粹主义者之所以会与这些“新保 守主义”理论圈子发生一种思想上的接近，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观念也是接受这种传统 的。
    1929至1933年的大危机使这种传统得到了一场“更新式的”复活。在这场复活中，纳 粹主义者夺过了“历史学派”的传统大旗，以“最坚定的继承人”身份，将“民族主义 的国家主义”传统理论与“新保守主义”的“革新措施”揉合进他们自己的“民族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准则之中并为己所用，从而使纳粹德国能比当时的西方民主国家更快速 、更有效、更彻底地运用起一种“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与“非正统主义”的货币金 融措施，去实现“纳粹主义经济新秩序”的理想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在一个拥有充足 食品、原料的广阔空间里，用一种“永远不受外部经济伤害”的“自给自足的内部经济 ”来替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使这个“血统纯洁的种族”不断增长的人口在经济上的所 有需求“永远地得到满足”（注：威廉·戴斯特、曼弗雷德·梅塞施米特、汉斯-埃里 希·福尔克曼、沃尔夫拉姆·维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与前提》（Wilhelm Deist ;Manfred Messerschmidt,Hans-Erich Volkmann,Wolfram Wette,Ursachen und Voraus setzung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斯图加特1989年版，第233页。）。在他们“反 自由民主”的要求中，“国家主义”已被改造成为法西斯极权独裁主义；在他们“摆脱 世界经济灾难”的要求中，“民族主义”已被极端化地推向了种族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