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学派”后继者们的“新保守主义革命”
    在一战战败后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随着君主制的崩溃，议会民主制的建立，《凡 尔赛条约》的签定，1923年“超通货膨胀”的经历，《道威斯计划》的推行，美国资本 的流入，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边际效用理论”开始统治德国高校的经济理论界，并孕 育出一种与德意志经济发展现实几乎无关的经济学。因此，大专院校的经济学家们，大 多是手足无措地面对一连串危机事件的。
    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讲坛社会主义者”相继去世，德意志“历史学派”逐渐退出 大专院校舞台，但仍然占据着经济评论与时事评论等社会舆论场所，其继承人的队伍也 一分为三：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在全国组织起活跃的“经济改革派”阵营 ，维尔讷·佐姆巴特（注：Werner Sombart这一德语姓名的标准翻译应为“维尔讷·佐 姆巴特”，若采用英语姓名翻译标准，应译为“沃纳·松巴特”。但2000年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译著《奢侈与资本主义》，却将作者的这一姓名错译为“维尔纳·桑巴特” ，因为在英语姓名的翻译中，惟有“San”才能译为“桑”，而“Som”只能译为“松” 。在这本译著中，译者还将“威廉·罗舍尔（Wilhelm Roscher）”也错译为“威廉·罗 雪尔”。参见杨业治等编的《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辛华编的《英 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在柏林领导着“行动圈子”，奥特马尔· 施潘在维也纳建立了“普遍主义学派”，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特点，将“历史学派”的浪 漫主义传统传递给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这些决心进行一场“新保 守主义革命”的理论家，“在一种自我封闭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中与这个年轻的民主 共和国作斗争，并对青年一代产生了充分的影响力”（注：克雷门斯·冯·克伦佩勒： 《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20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Klemens von Klemperer,Germany 's New Conservatism,Its History and Dilemm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普林 斯顿1957年版，第192页。）。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极权主义国家观念基础上提出的一 系列相当特殊的经济方案与建议，经常引起纳粹主义者们意外的惊喜。
    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领导的“经济改革派”，除主张“民族经济的自给 自足”外，着重强调自身与“历史学派”“纸币理论”上的传统联系，并积极探索经济 技术和金融手段上的“现代革新”。正是这一特点，使“经济改革派”不仅强烈地促进 了1929至1933年大危机期间的经济讨论，而且成为向纳粹党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实际经济 建议与措施的知识力量。在纳粹党1932年5月的《经济紧急纲领》、同年11月的《经济 建设纲领》，以及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计划中，关于“通过公 共工程来减少失业，通过发放生产性贷款来资助公共工程”等，这类“赤字财政政策” 与“国家干预政策”上的关键性内容与具体性措施，均直接来源于“经济改革派”的建 议（注：李工真：《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历史研究》2001年第4 期。关于纳粹党如何借助德意志“经济改革派”的帮助提出自己的经济纲领的问题，本 人已在该文中作过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奥特马尔·施潘建立的“普遍主义学派”，主要强调自身与“历史学派”“和谐发展 论”上的联系，他们把“重新发现的”亚当·米勒视为“精神之父”，并将中世纪的“ 等级国家”和“等级经济”奉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理想秩序。因此，他们主张按“等 级”形式来组织经济，并将社会平衡与和谐，稳定与安全，而不是经济上的最高产量与 最大可能的增长率，作为追求目标。在这三派中，它也显得最为“传统”，不像另两派 那样具有“现代性”。
    维尔讷·佐姆巴特组织起来的“行动圈子”，则以强调对“历史学派”传统的“全面 继承，并付诸行动”为特点，因而成为了这场“保守主义革命的先锋”。佐姆巴特提出 ：“每一种理智的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必须是赋予生产持久的稳定性。我们将抛弃这 个经济时代体现出来的那些进步。当人们把对资本主义的一场扫除、放慢技术与经济进 步等称之为主要缺点时，那么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恰恰在其中看到了一种幸运！”（注： 维尔讷·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会主义》（Werner Sombart,Der Deutsche Sozialism us），柏林1934年版，第318页。）
    作为柏林大学1931年的退休教授，佐姆巴特是在他1934年出版的《德意志的社会主义 》一书中写下这段话的，不少人将这本书看作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令人惋惜的失言， 认为这是他在试图巴结新上台的纳粹统治者。但这种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该书的主 要轮廓，早在他1903年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德意志国民经济》、1906年的《为什么 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11年的《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1913年的《奢侈与资本主 义》、1915年的《商人与英雄》、1919年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主义》、1927年的《 经济生活的秩序》、1928年的《高级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经济生活》等著作中就已经勾画 出来了。还不如说，这本《德意志的社会主义》是他对“历史学派”传统的一种合乎逻 辑的总结。
    佐姆巴特在这本书中所提倡的“对经济实施广泛的国家干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 在1903年，他就将“政治家对经济日益增长的干预”称之为“未来发展具有特征的标志 ”，并认为“这将导致社会资本主义”（注：维尔讷·佐姆巴特：《19世纪与20世纪初 的德意志国民经济》（Werner Sombart,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und im Anfang des 20），柏林1903年版，第455页。）。1932年2月，他应 “经济改革派”理论 家海因里希·德雷格尔的邀请，在“货币与贷款经济研究协会”举办的报告会上作了题 为《资本主义的未来》的讲演，公开提出“实施一种国家中央计划经济”的要求，并强 调“这种计划必须包括所有经济部门”。而在《德意志的社会主义》一书中，他引证费 希特、米勒等人的观点，将这种“国家中央计划经济”称之为“一种纯粹的德意志国家 观念，它是有意识地与那种从西方渗透进来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国家观念处于完全对 立的位置上的”（注：维尔讷·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第172页。）。
    但是，如何将国家机关的指令和计划转达到经济的最下一级，在传动方式上能有不同 的设想，在这一点上，施潘与佐姆巴特的设想大相径庭。施潘仿效中世纪行会秩序，想 实现一种“等级结构”或“等级制度”，在这种“等级国家”模式中，仍赋予现存的企 业家利益联合会以完全独立的自治权和自我管理权。而在佐姆巴特那里则相反，充其量 只是将这些“等级组织”（或者说“利益联合会”）看作“国家指令的隶属执行机构”。 为此，佐姆巴特甚至将“普遍主义学派”斥之为“非科学的”：“因为在这种等级国家 里，这些等级组织是要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的。而未来的国家，将永远是一个权威专制 的极权国家！”（注：维尔讷·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第231页。）这场理论 上的争论具有充分的现实性意义，它不仅涉及到未来经济制度的结构，而且涉及到工资 与物价构成。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正是在佐姆巴特的定义上来反对施潘的“等级方案”的 （注：这场1933年后发生于第三帝国内部的反对“历史同路人”的斗争，其最终结果就 是：施潘被开除出纳粹党，“普遍主义学派”成员遭到逮捕，“防止国家干预、维护大 工业家利益”的“杜塞尔多夫等级制度研究所”被强行解散，以及“德意志工业家帝国 等级组织”领导人、“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被迫逃亡美国。）。
    不过，“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们在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即都表达了一种反现代主义 的农业观，一种对经济、社会、工业和技术进步的矛盾心理。佐姆巴特要求，“用乡村 生活浪漫主义的理想来反对都市化造成的道德伦理伤害；用文化上农民扎根家乡的固定 性来反对大城市无产者的无根性，因为这种城市文明没有真正的价值内容”。在这里， 无论是施潘，还是佐姆巴特，或是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 开展一场反都市化、反‘过分工业化’的斗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都市化和‘ 过分工业化’是一切享乐主义的根源，也是一切理想主义与文化的敌人！”（注：维尔讷 ·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第323页。）
    从这种观念出发，这三派的理论家都提出了“德国重新农业化”的口号。施潘对所有 退回中世纪的幻想都情有独钟，更不要说“重新农业化”了；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 早在1931年出版的《经济转变，失业危机的原因与对它的克服》一书中就已在谈论“应 将德国重新变成一个农民的国家”（注：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经济转 变。失业原因--危机及其克服》（Robert Friedlnder-Prechtl,Wirtschafts-Wende.D ie Ursachen derArbeitslosen-Krise und deren Bekk5mc03.jpgmpfung），莱比锡1931年版 ，第177页。）；至于佐姆巴特，则更是一位“重新农业化”的积极宣传家，他不仅将此 看作“合乎时代精神的应急方案”，而且还得出这个结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农业 人口比城市工商业贸易人口更有价值，更加必不可少，因此，重新农业化属于德意志社 会主义的要求。”（注：维尔讷·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第293页。）
    将“德国重新农业化”与“自给自足”联系在一起，更是“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们思 想上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积极呼吁“中欧大经济空间”，将“自给自足的必要性”视 为“世界贸易战爆发的结果”，并从“民族特性”、“生活方式”的理由出发来为之辩 护。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写道：“在这个世界上，经济时针已经指向了日益增长的 自给自足方向，指向了在封闭的经济空间内尽可能达到自我供应的努力。对德国来说， 拥有一个这样的欧洲经济空间，即使不能在全世界占居统治地位，也至少能与地球上其 他经济空间并存。”（注：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经济转变。失业原因 --危机及其克服》，第134页。）佐姆巴特对此也加以唱和：“这种自给自足不仅从军 事和强权政治的考虑上讲是必须的，而且从内部社会的考虑上讲也是必须的……为了这 一目标的实现，首先需要一种有充分意义的国家秩序，这个国家应根据它自己生活意义 的表达来发展，并独立于外国的发展进程。”（注：维尔讷·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 会主义》，第284页。）
    “赤字财政”、“国家干预”、“指令性经济”、“自给自足”、“重新农业化”、 “中欧扩张计划”以及“大经济空间”等等，所有这些，不仅在“新保守主义理论家” 们那里，而且在激进主义的纳粹党人那里，都被视为“克服危机的方案”和未来“一体 化经济”的“新秩序”。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与纳粹主义 者唱起了同样的旋律，也彼此找到了对方。实现这些思想上的合作，只是一种相互接近 的自然完成。
    三、德意志“历史学派”传统与纳粹主义
    对于魏玛时代的德意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来说，任何一种国家干预都被视为经济上 的危险。因此，在1929至1933年的大危机中，他们反对任何“货币试验”，并认为上述 思想史上的倾向“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德意志社会主义表达，民族社会主义（ 即纳粹主义）也属此类”（注：古斯塔夫·斯托尔帕：《德意志经济，1870年至1940年》 （Gustav Stolper,Deutsche Wirtschaft 1870-1940），斯图加特1950年版，第233页。） 。 这种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是根据“自由”还是“干预”的原则来进行分类的， 它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中的经济和财政原则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因而也就否定了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采取任何国家干预主义措施的可能性。这一点大大束缚了他们采取革 新措施的手脚，从而也使得德意志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这场思想突破，直到二 战以后，才由信奉“有秩序的新自由主义”的“弗莱堡学派”来完成。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尔夫冈·霍克发现，这种“特殊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并不反对私 人财产占有制与私人利润刺激制，但坚决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和“犹太资本主义”， 由于那些所谓的“内、外异族资本主义者”当时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因此，他将这种 “特殊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普遍的反自由主义”（注：沃尔夫冈·霍克： 《德意志的反资本主义，大危机阴影下反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斗争》（Wolfgang Hock,D eutscher Antikapitalismus.Der ideologische Kampf gegen die Freie Wirtschaftim Zeichen der groβen Krise），法兰克福1960年版，第23页。）。尽管“反自由主义 ”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概念，但它只是消极地表达了对现存经济秩序的拒绝，而没有表 达出所追求的经济秩序上的目标。
    “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著名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路德维希·冯·米 瑟斯，曾采用“国家主义”的术语来描述德意志“历史学派”的思想倾向（注：路德维 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一份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Ludwig von Mises,Soci alism,An Economie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伦敦1936年版，第245页。）。但这 种“国家主义”特点也是所有现代福利国家所共有的，这种福利国家是将“尽可能大地 满足个人需求和充分就业”作为国家主导权和国家干预的最终目标的，而这里所描述的 德意志经济思想史上的发展方向，不仅在经济上突出的是“权威专制国家”的观念，而 且还给予国家在民族和强权政治上的任务以无条件的优先权。因此，当人们必须使用一 种能普遍适用的抽象术语来对“历史学派”传统的思想倾向进行概括时，倒是可以采用 “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这个概念的，因为它能向我们简明扼要地说明这种关联。
    这种“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传统的历史连续性体现了什么呢？无论怎样，还不能将纳 粹主义经济观念的形成解释为这种传统理论方向不可避免的惟一性结果。但是，人们不 难得出这个结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局势中，这种传统发挥了一种不可低估的影响 和作用。这种不怕损害私人经济主导权的“指令性经济方案”，尽管在其他工业化国家 的政治右派身上也受到程度不同的欢迎，然而在德国，由于这种传统上的连续性，一个 广泛而有影响的圈子是特别乐意接受这种观念的。能否将以前的那些德意志“历史学派 ”的经济理论家们判定为纳粹主义的“前驱”或“开路先锋”，还是一个有待继续讨论 和研究的问题。但这一点不可忽略：尽管那些早年的经济理论家们并没有想到要去为后 来的人们理解纳粹主义经济政策提供方便，但正是他们的理论及其影响，才为纳粹主义 经济政策在惊人之短的时间里，找到了相当多的经济理论家、政府部门官僚以及企业家 的支持，因为这个圈子中的相当多的人，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和大学学习期间，都是在接 受这种思想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这一点显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这些人中，有的会在19 33年1月支持希特勒上台，而大多数人会在后来几乎不作任何真正有力抵抗的情况下让 出手中的权力，甚至与纳粹掌权人进行积极的合作。
    不幸的是，在走出这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纳粹掌权人采取的“赤字财政”、“国家 干预”等措施，又偏偏是一种具有现代风格的技术手段，一种能很快生效的药方。这种 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使纳粹政权得到了德意志人民大众在政治上对它的赞同，而且 给它无所不包的经济观念抹上了“理论正确”的神圣灵光。如果魏玛时代的自由主义经 济学家与政治家们能摆脱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和财政原则的束缚，运用起更先进的反 周期经济措施的话，德国局势的发展又会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个推论上的问题，可能没 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历史的事实是：早在1933年以前，纳粹主义者以及与他们接近的经 济学家们就已经在宣传通过“非正统的”财政方式和国家干预措施来克服经济危机了， 并在夺权后坚决地加以贯彻。
    这些政策与措施中究竟有多少要归结为德意志“历史学派”的“传统理论”，有多少 要归结为“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们的“现代革新”，又有多少要归结为希特勒之流的“ 实用主义即兴作曲”，无疑值得考虑，很可能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但无 论怎样，至少纳粹党内的“经济理论专家”们，在他们“新经济政策”的酝酿过程中， 是仔细研究、热情再版过大量德意志“历史学派”理论家们的著作并从中找到了“样板 ”的；费希特、米勒、李斯特、罗舍尔、克尼斯、瓦格纳、施莫勒、克纳普、莫伦多夫 等这类理论家们的思想与言论，也是经常被他们挂在嘴边并兴高采烈地加以引用的。
    纳粹党的“经济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毕罗夫，早在1932年初就知道“这股风是从哪 儿刮来的”。在他为亚当·米勒的著作《关于共同体的精神》一书所作的再版前言中这 样写道：“当‘亚当·米勒’这样一个名字被移到现代意识的目光之中时，当他的著作 现在不仅再度被人们阅读，而且被人们尽力从精神上加以理解时，当今时代潮流与传统 的德意志国民经济思想之间的一种更为深刻的联系必然会参与进来。”（注：亚当·海 因里希·米勒：《关于共同体的精神》（Adam Heinrich Müller,Vom Geiste der Geme inschaft），柏林1932年版，第15页。）
    纳粹党重要成员奥托·斯特拉塞这样讲道：“我曾在柏林大学佐姆巴特那里做学生， 我和我哥哥格雷戈尔·斯特拉塞经常与佐姆巴特一起讨论问题并强烈地受到他的影响。 我们这些知识型的纳粹主义者不仅熟悉佐姆巴特的著作，而且熟悉以前的经济理论家尤 其是施莫勒、瓦格纳等人的著作。”他还将这些理论家都称之为“法西斯思想的先锋” ，并认为“莫伦多夫早在一战期间德帝国的战争经济中就已认识到了这种民族社会主义 ”（注：阿福拉汉姆·巴尔凯：《纳粹主义的经济体制》（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 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科隆1977年版，第101页。）。
    纳粹主义经济学家阿图尔·R.赫尔曼则运用“德意志观念”来论证纳粹主义与德意志 “历史学派”理论传统之间的关联：“那种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的货币观念，是与我 们这种源于无所不包的有机体世界观的德意志国家-民族观念相对立的。我们可以将亚 当·米勒视为这种国家-民族观念的第一位代表，他在突破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货币理 论的迷雾上有着极大的功劳。那种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新原则是一种得到后人广泛发展的 国家理论，连货币理论大师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在银行体系中排除自由竞争和自由主 导权的要求，都是以此为依据的。”（注：阿图尔·R.赫尔曼：《转帐货币的国家化》（ Arthur R.Hermann,Verstaatlichung des Giralgeldes），慕尼黑1932年版，第42页。）
    纳粹党《人民观察家》杂志经济版主编汉斯·布赫讷，更是将纳粹主义经济观念称之 为“传统的德意志国民经济思想的最终完成”。在他看来，“费希特是宣告者，他宣告 了一种超越苍白的功利主义的国家成员内部的团结一致；亚当·米勒的货币理论是纸币 最好的解释，他走出了拒绝自由贸易道路上的第一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最有说服力 地提出了以民族政治为方向的空间经济要求，他与费希特等人都属于德意志国民经济学 派--历史学派--的奠基人。”（注：汉斯·布赫讷：《一种纳粹主义国民经济理论 的准则》（Hans Buchner,Grundriss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wirtschaf tstheorie），慕尼黑1930年版，第22页。）他还特别将纳粹主义者视为“历史学派”最 坚定的继承人：“纳粹主义者就是要将被马克思主义切断理论线索的地方重新连接起来 ，就是要将被掩埋的德意志传统的国民经济理论--历史学派的理论--重新挖掘出来 ，那就是：经济并不是它自身的目的，它必须有效地适应国家生活的有机体。尽管这种 德意志国民经济思想的发展一再受到阻碍，并经历了长期的荒芜，但在纳粹主义者这里 ，它不仅赢得了它浪漫主义的接班人，而且赢得了它始终如一的、合乎逻辑的、采取强 有力措施的最为坚决的行动者！”（注：汉斯·布赫讷：《一种纳粹主义国民经济理论的 准则》，第6页。）
    当年“经济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1933年后加入纳粹党并“大展宏图”的著名经济 学家恩斯特·瓦格曼，在强调现代货币理论上的德意志独立发展时，这样谈到了凯恩斯 ：“如果凯恩斯看一眼米勒、瓦格纳、克纳普、莱克希斯、普伦格、黑尔费里希、本迪 克森这些德意志经济学家们的货币理论著作，他会羞愧地闭上自己的眼睛！”（注：恩斯 特·瓦格曼：《货币与货款形式，政治科学上的头号时代问题》（Ernst Wagemann,Geld -und Kreditform,Staatswissenschaftliche Zeitfragen Nr.1），柏林1932年版，第85 页。）
    由此可见，纳粹党人本身就是接受德意志“历史学派”思想传统的，更不要说借助这 种传统能为他们的“经济新秩序”方案提供理论上的最好辩护了。在运用“赤字财政” 、“国家干预”等措施上，他们也的确无需去求教于英国的凯恩斯，因为在这方面，德 意志“历史学派”理论上的传统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