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外，现代警察保卫国家政权的职能还体现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维护政治格局的稳定。在这一点上，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干得最为出色。1936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授权联邦调查局调查和处理政治案件的权力。从此美国的在野党派和持不同政见者便时时都在美国联邦便衣警察的监视之下。仅联邦调查局每天就有7000多名便衣警察投入这项工作。他们混到各个在野党派和群众团体中打探各种“新闻”，拉拢各种关系，积极为在政治上保护美国现有政权效力卖命（注：李彤编译：《美国社会中的警察》，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二、现代警察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英勇战士
    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警察机构最乐于标榜的职责，也是警察最引以为荣的工作。在预防和打击之间又以预防为先。罗伯特·皮尔在他的“警察训令”中强调：“我们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预防犯罪。警察应朝着这个伟大目标努力，他会使我们更有效地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实现警察其他的所有目标。而仅在一个罪犯成功地完成犯罪行为之后再去侦查和施行惩罚，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注：菲利蒲·约翰·斯特德：《英国警察》，第39页。）预防犯罪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巡逻。警察通过巡逻来及早发现和清除可能的犯罪行为，同时制造警察无所不在的社会影响以震慑和减少犯罪活动。巡逻还可以加强警察与群众的联系，密切警民关系，提高警察的战斗力。打击犯罪的职能主要表现在调查、侦查罪犯和犯罪行为、逮捕罪犯并参与法庭的诉讼活动。
    当伦敦警察局刚刚成立的时候，人们对“皮尔那帮家伙”对付罪犯的能力并不看好。宪章运动和大英博览会给了伦敦警察表现的机会，“宪章运动时很少出现混乱和暴力事件，大英博览会期间社会秩序良好，这使得英国大都市警察声名远扬”。“当其他欧洲国家被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之时，伦敦发生的宪章运动相对而言却鲜有骚乱和暴动发生；当1851年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涌进伦敦市观看大英博览会的时候，在新警察的监控下（伦敦）没有发生骚乱和恶性犯罪事件。”“大英博览会期间，伦敦新警察有效地阻止了犯罪，以至于全市只有8起扒窃和10 起盗抢案件发生，而且所有被盗财产都得以物归原主。”（注：克里夫·埃姆斯利：《英国警察：政治与社会历史》，第43页。）
    在19世纪临近终了的时候，有关犯罪的统计数据也许能够证明警察在预防犯罪方面的效能。这也是当初人们创建警察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被起诉到法院的实际犯罪数量大大减少。如果考虑到人口增加的因素，那么这种减少的幅度将更为可观（注：菲利蒲·约翰·斯特德：《英国警察》，第48页。）。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警察队伍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和警察装备的日趋现代化，警察打击犯罪的能力更趋增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警察几乎成了“打击犯罪战士”的代名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电影、小说、电视里，到处可见警察与犯罪分子英勇斗争的“光荣形象”。《泰晤士报》称呼警察为“从未见过的神奇机构”，英国法律的代表。“在新警察创立的25年里，英语‘博比’（Bobby ）一词被维多利亚社会的有产阶级和上层贵族们理解为宪法和社会法律结构的支柱”（注：《泰晤士报》（The Times）1853年12月7日，第8版。 引自克里夫·埃姆期利：《英国警察：政治与社会历史》，第63-64页。）。
    （三）现代警察是政府雇佣的社会服务员
    阿兰·西尔弗论证说：“警察体现了中央政权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经常的干预。控制和调节日常生活是现代警察的主要特征之一。”（注：塞缪尔·沃克：《美国警察》，群众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4页。 ）“警察对人们除了工作以外的任何行为都负有责任。”（注：李彤编译：《美国社会中的警察》，第23页。）现代警察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向社会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工作，诸如交通管理、消防、救助、消除冲突和调解纠纷等等，成为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政府机构。在19世纪，美国警察部门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福利机构，直到大约1900年，在其他一些专门机构成立之前，警察局要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宿，有时还供应早餐。19世纪80年代，费城警察每年要为10多万人安排住宿，这是一个绝妙的例证，说明美国警察是怎样经常承担各种各样社会服务的（注：塞缪尔·沃克：《美国警察》，中文版，第10页。）。在向社会提供综合服务时，警察成为政府的代替人，缩短了政府与群众的距离，密切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正是由于警察的这种特殊身份，阿瑟·尼德霍福尔指出，人们对待警察的态度往往直接反映出他们对整个政治调控系统的总的态度。人们把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态度全部发泄到警察身上（注：阿瑟·尼德霍福尔：《盾牌背后：城市社会中的警察》（Arthur Ni-ederhoffer, Behind the Shield: the Police in Urban Society），纽约 1967年版，第1页。），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但是警察“就好像天气一样。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左右得了他们”（注：罗伯特·兰沃西和劳伦斯·特拉维斯三世：《美国警察，力量的平衡》，第103页。）。
    警察调控行为的效果实际上成为反映整个国家调控机制运行情况的晴雨表。当警民关系融洽时，政府调控机制的其他环节也较容易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一旦警民关系恶化，政府调控社会其他手段也同样会遇到麻烦。
    现代警察力图通过社区服务来建立新的公共秩序。即使不违反法律，只要有损公共安全与秩序，都会受到警察制止。警察要负责清理街头商贩、浪荡青年、妓女和流浪者，禁止街头游戏和赌博，将街头醉汉拖回警局收容所，平息酒后斗殴等事件。警察还要使城市交通更有规范：运货车、出租车不得在街头乱行；开快车、酒后驾车、无缰绳马车等都是警察治理的对象。
    “很明显，警察正在取代过去士兵和海员占据的受大众喜爱的角色。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有一种象征国家守卫者的‘蓝色夹克’曾风靡一时，但在现在幸福的和平年代里，‘蓝色外套’（英国警察制服）--秩序的保卫者--正在变成这个国家的宠儿。”“老兵们发现他们的荣耀已经被那些在水晶宫前的车水马龙中穿梭执勤的警察们所遮盖了。”“在大英博览会期间每一个人都被这支温文尔雅的警察部队‘演奏’的美妙旋律所陶醉”。（注：克里夫·埃姆斯利：《英国警察：政治与社会历史》，第62-63页。）19世纪50年代的维多利亚社会是成功的和稳定的，它进入了一个被恰当地形容为‘平衡年代’的时期，新警察的出现对这个时期社会的发展起着显著的、英国特有的作用。
    其实何止是维多利亚时代如此。欧美国家 100多年以来政权稳固，社会秩序由乱而治，经济建设由兴而盛，警察调控的作用都可谓功不可没。尽管现代警察并没能创造出没有犯罪的平静和安宁的奇迹，但它确确实实控制和减少了犯罪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在群众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警察就像是政府的无数个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既缓解了社会矛盾，又加深了政府与群众的理解和沟通。纵观现代警察成立以来的历史，我们看到现代警察的社会调控职能确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且已经逐渐成为英美国家社会调控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