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汪先生，您这些年不断地往返于美国、大陆、台湾，对台湾史学界的情况很熟悉 ，能不能给我们谈谈台湾史学界的情况？台湾的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情况怎样？
    汪：台湾史学界是有区分的，是很复杂的。三年前，民进党上台。国民党在台湾执政5 0年后被选票把他们选下来了。民进党那批人是倾向于台独的。本来它的党纲就是主张 台独的嘛。陈水扁就是民进党当选的人。在大陆和美国的压力下，他提出“四不一没有”，保证他在位时期，不宣布独立，稳定局势。可是呢，他的倾向可以看得很清楚。故宫博物院最代表中国文化，他上台以后，他用一个主张台独的人做院长。还有国史馆， 国史馆就是中国的国史馆，他也找一个主张台独的人去做馆长。他的整个政策就是想“去中国化”。这个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历史方面，他为了去中国化，老是强调台湾的本土性。比如台湾的历史尽量想跟中国大陆脱钩。他们认为，台湾只有四百年的历史。开始是荷兰人啊。殖民者外来政权中，荷兰、葡萄牙、郑成功一直到蒋介石，都是外来政权，而且还修改中小学教科书。在我来之前，还参加一个会，讨论高中教科书，引起很大的争论。原来写历史教科书，都要用“教育部”定的标准本，1988年以来，台湾搞自由化，这是不错的，但民主化有问题，就是没有法制化。自由化就是太自由了，随便乱讲，没人管，所以这个教科书，各个出版社都可以出版。但也有一个规定，就是“一纲多本”。纲是纲要，也就是指导原则。实际上他们制订的这个纲就有问题。这个纲受到去中国化、强调本土的影响，所以“一纲”一出来，就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尤其是历史学界。当然也有人赞成。问题在哪里？高中三年的历史教育，第一年是光读台湾 史，就是所谓的“同心圆”理论，即先念台湾史。第二年读中国史，可中国史又太长了，有几千年的历史，于是就把明朝去掉了。明朝因为跟西洋有来往，就把十六世纪以后 的中国历史划到世界史。第三年学世界史。这下子好了，明朝是世界史，清朝也是世界史，连中华民国史也是世界史，岂不是开玩笑。很明显，这里面有台独的意识形态在作 怪。
    台湾史学界研究台湾史的很多，这种研究并不是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而是突出它的本土性，是去中国化的一种反映，当然，其中也有实用的因素。大家都讲台湾史嘛，研 究台湾史好找工作，去教地方史，申请课题也好申请，当局比较支持，在政策上、科研 资金支配上都占优势，所以研究生念台湾史的不少。
    台湾搞史学史研究的比较少。据我所知，终生研究史学理论、史学史、史学方法的就一个杜维运。他是专搞史学史的。他写的史学史方面的著作比较多，诸如《清代史学与 史家》、《赵翼传》、《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史学比较》等，他又写了三 卷本的《中国史学史》，目前已经出版了两本。他与他的学生黄进兴还编了《中国史学 史论文选集》三册。其他学者如逯耀东、黄俊杰、黄进兴、李纪祥、戴晋新、雷家骥、周梁楷、张荣芳、林满红、彭明辉等也研究史学史。台湾没有专门的史学史专业，但研究生可以在史学史领域里选题作学位论文。
    问：我们知道，在研究陈寅恪方面，您是比较早的，出版了《史家陈寅恪传》、《陈寅恪评传》。你是怎样走上陈寅恪研究之路的？近几年，研究陈寅恪成为热门，您认为 陈寅恪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如何看待近年的陈寅恪研究？
    汪：我那本《史家陈寅恪传》最初是1976年在香港出版的，确是最早的一本陈寅恪的传记，这个初版本篇幅比较小，只有7万多字。1976年的时候，大陆还没有开放，根本 不晓得他晚年还有别的什么著作，仅根据海外可见的资料，对陈氏一生作较为系统的叙述。1981年我来大陆，在研究章太炎的同时搜集陈寅恪的资料，访问了他的学生、家人 等，回去以后，又增订到15万字，1984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97年又增加到20万字。南昌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就是这一版本，因为他们出版的是一套丛书 ，丛书的总名称叫做《国学大师丛书》，各传记均称“评传”，故易名为《陈寅恪评传》。但这个本子有的地方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任意改动，还有不少错字，很不满意。不过，1997年台北的联经出版社又出了最新的修订本。
    我在大学就读过陈寅恪的书，很感兴趣。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我很有吸引力。开始看觉得排比史料，很繁琐，后来感到他的文章很有内 容，能够从很小的方面看出大问题。好象看一个长卷，打开后感到愈来愈精彩，我欣赏极了。从那时起我就注意搜集他所著的书与文章，以及有关他的论述，凡是陈寅恪的东西见到就收藏。可以说，我对陈寅恪先生是心仪已久，所以我从美国研究所毕业以后用中文写书，首先就准备写他。
    近些年来，研究陈寅恪的很多，我想这也是必然的，因为陈寅恪确实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史学家。很多人称陈寅恪为教授，为一爱国主义者等等，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通儒 ，通儒有别于专家学者。今日环顾中外，专家学者比比皆是，而通儒绝鲜。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a great humanist）。这包涵他所具有的人文品质与人文素养，他在 人文学中已达到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尤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有“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慨。至于陈寅恪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学家。香港的许冠三先生把他说成史料学派，我觉得有问题。史料乃任何史学流派或任何像样的史学家必须共同重视与遵奉的，说不上是一种特点，也不是一种特长。再者，陈氏从未说过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也未尝如此认为过，他跟傅斯年不一样。
    陈寅恪的学术根基主要的还是由于家学，从这一点看，像陈寅恪、钱钟书这种人以后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了，以后当然还会有比他们更聪明的人，但不大可能出现他们这样 的人，为什么呢？他们等于是搭上最后一班车。中国的文史之源，从先秦一直到晚清到民国初年，他们正好接上。陈寅恪在十几岁的时候读的书，大概有的是今天的国文教授都没有读过的。他正好接上中国的传统学术，然后又有机会到国外去留学。钱钟书在中小学时就上教会学校，再加上家学，这种机会现在人也少之又少了，以后更没有了。所以就不可能这么早就打下那么深厚的文史基础。现在的小孩读小学，并没有把将来成为文史专家、历史家作为人生目标。他们都是读一样的小学课本，这种课本对将来学习物理、化学的人是够了，但对学文史的，实际上很不够。所以，陈寅恪这一代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前面的人也不如他，因为他们没有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