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关于认识论的论战从未停止过，但在某个历史时期会更加激烈，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我们目前所处的20世纪最后10年恰逢这个时期。科学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合理性、现代性和技术性都遭受了猛烈的抨击。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文明的危机，是西方文明甚至是文明世界的末日。虽然对于知识界流行的各种理念或观念的捍卫者来说，不是对批评者视而不见或冷静理性地回应，而是在痛苦中大声疾呼。但我认为此时正是他们需要冷静思考，认真评判这场论战的时机。
    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科学一直被看作通向真理的最合法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在整个知识体系中，人们认为存在着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哲学文化，两者不仅被视为水火不容，更被看作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世界各地的高等学府无一例外地把这两种文化区别为独立的学科。如果大学坚持认为两门学科同等重要的话，政府和企业也不会显示出如此明显的偏向。一般来说，他们都会对科学投以重金，而对人文学科采取勉强容忍的态度。
    有种观点认为科学与哲学有所不同，甚至两者水火不容。即科学与哲学是背道而驰的观点，这事实上是对两者关系全新的诠释。我们把这种观点理解为是当今世界体系下的知识世俗化的最终产物。正如中世纪末哲学逐渐取代神学成为真理的基础一样，截止到18世纪，科学取代了哲学所享有的地位。我所指的科学，是与牛顿、培根、笛卡尔相关的科学。牛顿力学所提出的一系列假设和命题在当今现代社会仍保持权威的地位。基本内容如下：系统是线形的，他们受外力制约，并且最终会恢复平衡。知识体系是具有普遍性的，最终可以用简单的适用于各种条件的法则来表述，并且物理过程是可以逆向发展的。后一个命题看来似乎是与直觉相违背的，因为它意味着物理过程中的基本关系永远不会改变，不受时间长短的影响。但恰恰正是这个命题是牛顿力学模式有效性的核心。
    这样说来，按照牛顿力学模式进行思考，时间和过程就是毫无价值的话题，至少是一个科学家不能陈述的话题。然而，当今诸如物理学家伊利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和像我这样的社会科学家都把时间（time）和时段（duration）看作是知识的中心问题。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上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呢？要想了解原因，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一下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关于认识论论战的历史情况。
    让我们从社会科学说起。社会科学可以说是刚刚新兴的学科，时间大约是在19世纪前后。社会科学是对人类在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关系的研究，这些关系尤其是指19、20世纪中提出和结构化的人类关系。在知识体系的两种文化的分类中，社会科学夹在中间不伦不类。社会科学家从不敢公开承认其存在可以称为第三种文化的合法性（更别提要优于其它两种文化）。社会科学家夹杂在两种文化中，处境甚为尴尬，并且他们本身对其定位仍旧意见不一。社会科学家中争论不休的话题就是社会科学是究竟离自然科学近一些，还是更倾向于人文学科。
    那些认为社会科学是追求普遍规律的人，声称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并没有内在的方法上的差别。貌似存在的差异尽管很难克服，却是外在的，转瞬即逝的。从这一观点来看，社会科学家只是比牛顿式落后的物理学家，原则上讲他们注定有一天会赶上的。社会学家只需重复“老大哥”（指自然科学家）研究科学的理论前提和实践的技术就会实现这一梦想。
    根据这一观点，正如对于固态物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一样，时间（历史）对于寻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并无多大用处，相比之下，数据的可复制性和推理过程的公理性则更为重要。
    在社会科学横轴的另一端是寻求具体规律的历史学家。他们坚持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是不可重复的，因此很难得出经得起时间和空间考验的适应广泛的结论。他们强调历史顺序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正如叙事体在文学风格的审美中处于中心地位一样。但在我看来，凭这一点就认为他们完全否认时间这个概念是不妥的，因为他们的确强调过历时性，但他们所指的时间是单独的各个年代组成的时间。他们忽略了“时段”，因为后者是抽象的、笼统的定义。这些学者喜欢以人文主义者自居，坚持把其归类于“人文学科”的一员，以显示他们对普遍社会学的不屑一顾。
    甚至连这些自称为人文学者的具体的历史学家也会盲目崇拜牛顿式的科学。他们判断（因此惧怕科学），但是他们更畏惧猜想（因此更加畏惧哲学）。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为牛顿的追随者。他们认为社会现象本质上就如原子般存在。他们所代表的原子就是历史上具体的某个事件。这些历史事件以书面形式被记载下来，存放在档案室里。他们是十足的经验主义者，只知道仔细研究各种历史史实，而后忠实的撰写出来，因此在时间和空间上只会局限于某段固定时期。这些人文历史学家可以说同时也是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但他们却看不出两者有任何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