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5-0081-08
    在我们专注于本文标题所亮出的问题之前，先提几个问题还是有帮助的，诸如：历史（ 元）叙述危机[crisis of historical（meta）narrative]的本质准确地说是什么？在什么 层次上能够察识到这种危机？（举例说来，是在全球性层次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民族性 历史编纂的层次上才能觉察到吗？）一种危机会如何显明自身？末了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 ，谁正在谈论危机？在历史著述中，“历史叙述危机（crisi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这一术语我仅遇到过一次：帕特里克·赫顿（Patric Hutton）在讨论记忆叙述与历史 叙述之间的差异时使用了它。（注：参看Cf.Patric Hutton,“Memor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Memory and Narrative”，18-20 October 2001,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USA.）新近的研究不 是讨论类似的历史危机，就是检视它的不同方面，它被描述为一种认识论的或认知的危 机，一种表现危机，一种指称危机，或者是一种制度的或技术上的危机。据此，历史研 究的危机似乎应归于外因，即在与后现代肇始之期相关的今日科学与文化中广泛的紊乱 局面。此外，这一危机伴随着众多“转向”（语言学的，叙述的，论述的，修辞学的， 文化的，伦理的，美学的，等等），这些“转向”表明人文学科极力奋争以求从科学的 现代模式中解脱出来，而此种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代文化和人类的状况了。的确，正如托 马斯·库恩所看到的，在危机时刻，科学家“往往看上去像是在漫无目的地摸索”，她 /他试图创造一种新理论，它要么成功带来一种新范式，要么失败而湮没无闻。（注：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Second Edition.Chicagoand London:Univ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87.）
    一
    所有不同的危机概念均源出一处，即医学。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医学研究中使 用的单词“krisis”意指一场病的转折点，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关键时刻（the critical day）”，一次决定病人将来情况的突变。希腊词“krisimos”，“kriteos” ，“kritikos”的意思与判断、估计、决断相关，是确定某物的一个步骤。因而，当我 们使用“危机”这个词来表述诸如文化、科学、宗教、意识形态、民族和国家这样的人 类的构造时，我们暗地里把它们与人的身体作了比较。（注：尼采把人的构想表述为各 种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s）。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指出人类不能采纳一 种关于他/她自身以及世界的非人类的观点；她/他也不能知晓“对于一只蝙蝠而言它所 喜好的是成为一只蝙蝠。”Thomas Nagel,“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Mortal Ques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169.）构成文化组成部分 的文化或历史就像身体一样，会是生病的或健康的、常态的或病态的；也像一副出生、 发育、死亡的躯体。就此意义而言，危机被理解为偏离正常，一种病态。危机的认识论 含意也衍自于这一基本的医学含意。这种研究的范例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注：Kuhn,PP.66-91（chapters 7 and 8）。）他在书中用常态（健康的）科学、非常态（不健 康的）科学和异常（病变，偏离常态）的科学这些概念，系统阐述了科学中的危机理论。 因而，危机可被界定为某种功能，不是预示着系统的死亡（危机引致灾难）就是象征着它 的活力（危机同化异常）。在医学上，正是医生诊断危机，从而给予一份病人情况说明的 医师。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史学理论应该分析历史著作而不是为历史著述定立标准 。因此，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所考虑的对历史学的情形没有任何影响，那为什么 我们要谈论叙述危机呢？
    有两类人平素谈论历史危机，且时常说到事物的终结、死亡和结束：一类是对维护旧 范式进而试图否定和归并异常感兴趣的人，另一类是那些渴望促成“新范式”的人。前 者怀疑危机的存在；后者像表述行为那样对待有关危机的讨论，似乎在宣布危机造成了 它的现实。正如库恩注意到的：
    在相互竞争的范式中作出选择……证明是一种在互不相容的共同体生活方式之间作出 的选择。因为它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选择不是也不能仅仅由常规科学典型的评价程序所 决定，因为这部分地依赖于某种特殊的范式，并且这种范式还处于争议中。（注：Kuhn, P.94.）
    真正提出问题的方式--就像有问必需有答的方式--似乎非常可疑，因为它必定要 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中得出一个合理的选择。而且，依照排中律，只有一个答案才是 正确的。因而，我要么说是并试着证明历史叙述危机确实存在，要么说否进而证明它不 存在。此外，肯定的答案迫使我在两种范式中作出选择。我已在别处表述了我的历史危 机观，（注：参看Ewa Domaska,“On Various Ends of History”。History,Cultureand Archaeology:The Interdisciplinary Crossroad（in press）。）指出我将危机之声 明当作述行语（performatives）。一方面，在我看来，正在进行的关涉叙事及叙事性的 辩论已经耗尽了他们激发起有意义的研究的潜能；另一方面，我感兴趣的是研究过去的 方法，而不是传统历史研究提供的那些方法。因此，与其分析当代历史学理论与史学的 危急或不危急的情势，我倒不如站在所谓的“新人文学科”一边，利用它们来倡导研究 那些通常须致力的问题之外的问题，并且提出那些史学理论仍未应用的分析工具。（注 ：历史效用问题决不是新的关注点。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明的，尼采曾关 注这个问题，后来萨特、加缪以及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也谈到过。参看Hayden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 5.2（1966），PP.111-134.）
    然而，与那些预言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即将大难临头的人（如Keith Windshuttle在其《 历史之死：文学批评家和社会理论正在怎样谋害过去》[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es are Murdering out Past]）相比，我在今天 的历史研究中没有看见任何可视为灾难的危机。我看到的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危机，它 实际上强化了这门学科，正如它平息并抵消了正在显现的异常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