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很简单：那是因为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最令人向往的政治共同体形式，而且欧洲帝 国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是造成其普遍化的原因。（注：Ibid.,p.41.）
    基于其对欧洲中心论史学的批评，沙克拉巴蒂提出一种与历史叙述危机讨论相关的方 案。这一方式被描述为“使‘欧洲’地方化”，是一种至今确实还不存在的历史方案。 （注：Ibid.,p.42.）沙克拉巴蒂不想抛弃现代性、科学、理性、元叙述或普遍性；他也 没有抱有与文化相对主义相同的见解。他的意思是在这些范畴中分析那些支撑我们的信 心并使之正当化的基础，例如，对于并非源自于合理性情境的思考而言，为什么理性成 了它们的参照点。这一方案的主要突破口是要“进入到现代性的历史中书写那种矛盾、 反驳、力量之使用和那些关注它的悲剧和讽喻”。（注：Ibid.,p.43.）“我寻找这样一 种历史”，沙克拉巴蒂说道，“就在其叙述形式的结构中，它特意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它 自身的抑制性策略和实践，看见它把所有其他（除了民族国家之外--编者）人类团结的 可能性吸纳到现代国家方案时，在伙同公民身份的叙述中所扮演的角色”。（注：Ibid. ,p.45.）这种历史学将具体表述“绝望政治”，并且通过检视那些跨文化翻译的尝试中 最难以表述的事物来面对着它自己的死亡。沙克拉巴蒂坦言，这种历史在学院式历史中 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从现代性设计中分离出来，它是现代性的一种产品，并且来自于 欧洲，而欧洲是它的中心。
    沙克拉巴蒂的方案证实了我在前文提出的想法：它检测了学科历史学边界的弹性，无 须真的改变它的主要预设就充实了它。此外，改变学科历史学不是这一方案的目标，其 目标选择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武器角逐主导历史话语。我们可以预言，多亏了后殖民研究 或一般所说的“新人文科学”，历史将会经历突变，在新问题面前展露自己，并且引介 新的分析工具--而且它将从危机中显现出是得到了强化而非被毁灭。
    七
    总结一下，作为“新人文学科”的一科，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对主流话语进行批评的论 争与抗议的话语。正如它是政治的方案，它也是一种理论的方案。在理论意义上，它是 一种干涉话语（discourse of intervention）；在政治意义上，则是解放话语之一。一 方面，它试图从外部批评主流话语，以至彰显其局限性和偏见；另一方面，解放话语同 样是现代性方案的典型，因而后殖民主义发现自身先验地内在于主流话语。作为一种批 评话语，后殖民研究也被主流话语吸纳，并且被安抚、中立化，以及用来重振而非压制 系统。任何批评话语只要继续是外在的话语并与系统相异的，它便是有效的。（注：在 女权主义批评的情境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Griselda Pollock,“The Politics of Theory:Generations and Geographies:Feminist Theory and the Histories of Art Histories”。Genders,vol.17,Fall 1993,pp.97-120。）
    在上述讨论干涉话语与解放话语之间张力的情境中，关于历史叙述危机，我的结论如 下：历史著述中的叙述性危机中仅有的例证是向依然盛行的现实主义风格和编年序列挑 战的叙述。成文历史叙述有它的局限性。历史学家也许试着跳出现实主义叙述（故事）的 标准形式且使用现代主义者的散文风格，像卡夫卡或乔伊斯的那样。他们也许把自己的 诗作纳入叙述（如人类学家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雷纳多·罗萨德[Renato Rosaldo]），包括自传因素（法国自我史[ego histoire]的代表），或使用文学随 笔形式。但是，即使将他们视为先锋派的，他们依然存留在主流范式中。他们的实验所 能做到的最多是指向现实主义的、科学的和客观主义风格的局限性。也许历史著述本身 正在逐渐变得陈腐，而且叙述性危机实际上是表现历史作为成文叙述的危机。对于历史 “新”表现，先锋派例证在历史编纂学之外可能看到。一个例子是柏林丹尼尔·利贝斯 金德设计的犹太人纪念馆，它以建筑形式表现历史。也许现在成为问题的与其说是表现 过去的种种不同方式，不如说是将过去现在化（presentification）、再次呈现过去（我 们永远不可能的愿望），或者体验过去（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
    上述干涉主义话语的例证有助于重振而非削弱主流话语，并且证明了它的灵活性。任 何要颠覆那种话语的尝试只能是政治行为，它来自于外部并且设法阻止整合。一种导向 灾难的危机只能是被外在的“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或“恐怖主义”的趋势诱发，我在 目前的人文学科中没有看到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