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例证，我将讨论迪皮什·沙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观点，他是贱民研 究团体（the Subaltern Studies Group）的代表。（注：贱民研究团体成员有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Gayan Prakash,Ranajit Guha,Partha Chatteriee,Shahid Amin, David Arnold,David Hardiman,Gyanendra Pandey和Dipesh Chakrabarty，创始于20世 纪80年代早期，意在“重写”印度史。传统历史诠释把印度独立运动表现为由宣称代表 整个民族的印度精英阶层发起的，似乎贱民群体没有民族意识或者斗争中的代表，这种 重写是对传统诠释的一种批评。术语“被压迫者”（subaltern）是来自安东尼奥·葛兰 西（Antoio Gramsci），他在其《政治作品集》（Escritos Politicos）中系统阐述了研究 “被压迫者”阶层历史的计划。加入贱民研究团体的研究者们使用此术语指代他们认为 被统治权力压迫的所有群体：体力劳动者、农民、妇女、殖民地原住民。古哈（Ranajit Guha）编辑的《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杂志第一期出版于1982年。贱 民论者的文章中已经格外分析了印度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他们相信在较低社会阶 层的行动中所爆发出来的独立运动是被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窃用了，并且屈从于了精英 阶层民族主义的利益。贱民论者也要改变对农民的认识，证明他们反抗殖民者的行动、 起义和谋叛与精英阶层采取的行动无关。因此，当他们批评元叙述时，贱民论者们想要 的是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元叙述。过去这些年中，他们的兴趣已从贱民范畴转向共同体范 畴。共同体作为一种抵抗统治力量的源泉而起作用，即便它也是阶级、种姓和性别压迫 的来源。贱民论者批评的另一个目标是奠基于进步、启蒙理性和现世性观念之上的霸权 国家（hegemonic nation）的现代设计。在他们的研究中，它将被奠基于地方传统及其世 界观的碎化社会（fragmented society）方案所取代（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Ranajit Guha,Subaltern Studies,7 vols。（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六
    依照沙克拉巴蒂，对宏大叙事的批评已经证明民族不可能有一种标准叙述，但是民族 叙述是众多竞争性叙述的一种结果。他引介“少数派历史（minority histories）”这一 概念，指的是民主历史学家要在民族叙述中吸纳的被遗忘的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过去 。然而，起初少数派历史是反抗多数派历史的，一旦它们已经被纳入多数派历史，它们 就成为它的补充。这样，就创造出了“好的历史（good histories）”，而沙克拉巴蒂提 出了福柯式的问题，“好的历史”是什么由谁决定。少数派历史被吸纳到主流历史中， 丰富了它且有可能成为它的中心。任何少数派历史都能被吸纳入主流历史中，只要臣属 群体的历史能被叙述并且其观点能够得到合理论证。支配主流历史学的理性与实在概念 排除与这些概念不一致的历史。倘若如此，沙克拉巴蒂得出的结论就是，被排除的标准 是认识论的。下面这段话与当前的讨论尤其相关：
    想想目前把类似工人阶级和妇女这样的主要群体的过去并入历史话语得到的结果。自 从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着笔将工人阶级写成看起来像社会的主角以来，历史已经不再一 样了。过去20年女权主义介入也给当代历史意象带来了不容质疑的冲击。将这些激进行 为并入这一学科的主流改变了历史话语的本质吗？当然改变了。但是，对这样的合并是 否使得这一学科产生某种危机这一问题的回答却更复杂了。在把握讲述迄今概览的群体 的故事的问题中，历史学科更新并维持了自身的权威。（注：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98-99.）沙克拉巴蒂问，谁在说印度的过去代表其原住民利益的？（注：“Who Speaks for `Indian' Pasts?”沙克拉巴蒂的文章原来的副标题在其书中被省去。另参见：Gayatri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Culture,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London:Macmilian,1988 。）在回答中，他指出在主流学术性历史话语中，“欧洲”仍然是主要参照点。他所认 为的欧洲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大陆，而是那种想象中的形象，它造就了国家和民族、 资本、公民、人权、主体、民主和社会正义这类基本的历史范畴，并且，在此方面，它 构成了一种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这个词要加引号。）所有其他的历史（中国的 、非洲的，等等）不可避免地成为所谓“欧洲史”的元叙述变种。具有“欧洲史”特征 的叙述类型被认为是高级，反之像印度这些地方的历史相对它而言是被压迫的。低级主 体的境遇因而只能以高级主体的话来表达，因为“欧洲”给任何类型的历史知识都构成 了一个无言的参照系。第三世界历史学家总是参考西方研究者这一事实证明“欧洲”的 优越性，但反过来却并非如此。沙克拉巴蒂引述的最重要的西方历史学家有E.P.汤普森 、勒华拉杜里、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戴维 斯·泽蒙·纳塔利（Natalie Zemon Davis），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对非西方历史的无 知。这种无知起于特定的理论预设：就正在建构的历史思维概念而言，唯有“欧洲”是 可知的，同时其他历史只能成为把躯体附加到“欧洲”骨架上的经验知识的对象。（注 ：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p27-29.）实际上，沙克拉巴蒂写道，“欧洲”“只是一篇殖 民者以虚构的殖民统治这一特殊程式向被殖民者讲述的故事”。（注：Ibid.,p.34.）他 问了一个普通欧洲人也许觉得荒谬的问题：
    为什么在今日所有国家中，历史都是现代人（包括迟至18世纪那些不需要它亦能相当安 逸的人）教育的必修部分？当我们知道这种必修的东西既非天生的亦非自古就有的时候， 为什么今天全世界的孩子们都非得听从一门称之为“历史”的课程？（注：Ibid.,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