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切科学活动基础的牛顿力学开始遭到了普遍质疑。在自然科学领域，展开了一场向权威观点发出挑战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被冠以许多名称，为了方便记忆，我们暂且称为“复杂性研究”。发起这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因在耗散结构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奖的伊立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我将引用其《可靠性的终结》一书中的某些观点，其副标题为“自然法则”。（Prigogine，1996）正如“时段”是布罗代尔的中心论点一样，普利高津把“时间之箭”作为核心问题。
    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他重申了他和伊莎贝拉·斯坦格（Isabelle Stengers）在先前“新的联盟”中达成的一致结论：
    1.（与时间之箭相关的）不可逆过程与物理学传统定律中所描述的不可逆过程是同样真实的，它们只能作为近似的基本法则来理解。
    2.不可逆过程在大自然中起着创造性的作用。
    3.不可逆性需求原动力的延伸性。
    普利高津认为牛顿力学描述了稳定的动态系统。但正如布罗代尔所言的“只叙述事件的历史”只描述部分或者是很小一部分历史一样，普利高津认为稳定的动态系统只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或者是很小一部分。在不稳定系统内，初始条件稍有不同，就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而在牛顿力学中，初始条件的影响根本未被考虑。
    对于布罗代尔而言，“时段”在宏观而不是微观结构中影响显著，因此，对于普利高津，“事实上，不可逆性和可能性在宏观物理学中所起作用更大”。（1996，52）最后一点，对于布罗代尔来说“事件如尘埃”，而对于普利高津，“当我们处理转瞬即逝的各种关系时，扩散成分可以忽略不计。”（1996，51）然而在布罗代尔的“时段”说中情况恰恰与普利高津所言相反。“简而言之，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扩散成分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1996，62）
    对于布罗代尔来说，多重的社会时间，只有对于很长时段的普遍规律才有意义（布罗代尔认为如果时段存在的话，它只能是圣人的时间）。这样，普遍社会科学正如牛顿力学一样都是以平衡状态、以无处不在为前提的。这一点遭到了普利高津的抨击：
    自然法则是相当或几乎相当万能的，而它们远不能如此，却变得很有特点，它们取决于不可逆过程的类型……，远不是相同，……物质变得更加活跃。（1996，75）
    普利高津并不因为活跃的本质而难为情，相反，“这是由于……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们可以学习大自然的某种东西”。（1996，173-174）
    然而，布罗代尔和普利高津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出发点。布罗代尔不得不同历史上忽视“结构”即“时段”的观点抗衡，而普利高津则被迫与物理学上忽视“非平衡”状态和忽视由于独特初始状态而导致不同后果，即“时间”作斗争。这样看来，布罗代尔一直强调“长时段”的重要性，而普利高津则重视“时间之箭”这个概念。
    普利高津“无法被排除的中间（unexcluded middle）”的说法被称为决定论的混乱：
    的确，时差是决定论的，就象牛顿法则是决定论的一样，然而，它们之中都孕育着偶然性事件的表现！（1996，35）
    也许不仅仅是“诱惑”，因为他也认为可能性是“内在的，本质的偶然性”。（1996，40）这就是我一直要坚持处于“中间地带”的原因，它完全是居中的：
    纯粹的偶然性像决定论一样，它也是对事实和对我们要求理解世界的否定。我们所努力追求的是在两种通往异化的观念之间建立一条狭窄的道路，一条通往不允许新生事物法则所决定的世界之路，一条通往不符合逻辑而又无任何因果关系的世界之路，在那个世界中，没有任何可以预见得到，没有任何可以用普通的词汇来描述。（1969，222）
    普利高津本人把这称为“中性描述”，（1996，224）但我希望这一阐述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中庸的说法，而是处于决定论混乱中的必须加以考虑的中间地带（中立立场）。时间和时段都居于其中，周而复始的建构和重建。也许这并不是比古典科学中所描述的更简单的宇宙，但它却更接近真实的宇宙，比我们想像的更费解，因而更值得去探究，因为与社会和自然现实更密切相联，因此我们的宇宙才更有希望。
    今天，我们在比利时庆祝“美国日”，让我用两段引文来结束今天的报告。比利时著名学者亨利·皮埃尼曾以美国为例写过一篇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文章《历史学家的使命》：
    任何一个历史构造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即各时期人性的一致。
    （然而……）只要片刻的思考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两个历史学家虽然拥有同样的材料却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它们……因此，历史综合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它们作者的品格，也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宗教或民族环境。（1931：16，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