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0年至1950年间的学术界，对历史学家责任的界定一直呈上升趋势。确切的说，这种说法也不无反对者。主要的反对潮流在法国，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的《年鉴》（Journal Annales）是代表性的刊物。亨利·皮埃尼（Henri Pirenne）对实证主义历史学也持异议，他对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具有深远的影响，费弗尔在1933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亨利·塞诺博斯（Henri Seignobos）所写的一本书：
    是满身灰尘的、陈旧的原子说，是对“事实”、尤其是对微不足道的事实的幼稚的尊重，是对被认为存在的微小事实的集合的尊重。（Bryce&Bryce，1991，154）
    1958年，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作出了对历史写作主流模式最不含糊、最充分的批判。他在1945年之后一直延续了年鉴学派的传统。（布罗代尔，1969）我将在此考察那一文本。
    让我们从《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这个标题说起，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布罗代尔的主旨和贡献，这个词就是长时段。这当然就是指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时段”（虽然事实上布罗代尔用的字眼翻译到英语中，在社会学里很难找到对等语），布罗代尔希望借此来抨击历史学家把精力集中在记录片刻事件的普遍行为，他依照Paul Lacombe和Francois Simiand的观点，把这种行为称为“只叙述事件的历史”（这个术语同样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合适的对等语，我认为最接近的术语是“片刻历史”）。
    对于布罗代尔来说，大量的细节（一些令人迷惑，一些晦涩难懂）构成了传统历史的整体，而传统历史几乎就是政治历史，它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是现实的一小部分。布罗代尔提出的普遍社会学实际上是被纷繁的事件所威慑。说起来这也并无道理。因为“片刻时间是变幻莫测，最具欺骗性的时段”（1969，46）。之后不久，布罗代尔就在所著的《地中海》中写下了著名的论断“事件如尘埃般微小”。这样，在以年代顺序的事件背景下，布罗代尔反对“时段”这个词，他把“结构”与之相联系，并给“结构”下了明确的定义：
    社会分析家把结构看作是有组织，连贯的，在社会现实与群体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而言，结构无疑是被堆砌在一起的存在，是一个建筑，它更是一种时间对其只起微乎其微作用的一种现实，是一种存在很长时间的现实。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也是障碍。
    时间只是一个外在的物理参数，布罗代尔坚持认定“社会时间的多重性”。他认为，社会时间这个概念一旦被创造出来，既可以帮助我们组织社会现实，同时也制约着我们的社会行为。他声称“只叙述事件的历史”具有局限性和不妥之处，但他立刻补充道：但犯错的不仅仅是历史学家。
    我们应当公正一些。如果有些人依据某件事和某段历史来分析问题，因而犯了错误，那么犯错的不仅是他们，所有相关的社会科学都应该承担责任。
    布罗代尔认为，在这个方面，普遍社会学与具体历史学一样不受欢迎。他集中讨论了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对于社会交往中根本的社会关系的探索，即一套既简单又神秘的元素细胞（又一次原子比喻）。“不管哪一种语言把这些元素解释成“莫斯密码”，科学家们都应该尽力感觉出来”，（布罗代尔，1969，71）布罗代尔反对这种看法，这也不是我所说的长时段的本意，而是恰恰相反：
    让我们再次把“时段”这个术语引入讨论中来，我说过各种模式持续的长短不同。就他们代表的具体现实而言，他们所指的时间是有效的……我曾把模式比作航船，遭遇海难的那一刻也许就是最有意义的瞬间。
    我认为定性数学式的模式不完全支持这种航行比喻，主要因为这些模式只是循环在许多时间路线中的一条路线上。而且时间是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不受偶然事件、周期运动、破坏的影响。我的观点是不是错了呢？（1969，71-72）
    于是，布罗代尔认为（具体历史学家对于）“无限小”的探寻和（普遍社会学科家对于）“不仅长而且非常长的时段”的探寻一样无意义，“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如果存在也只能是圣人的时间”。（1969，76）因此，布罗代尔重申两点以作结束。首先，多重社会时间相互作用，形成了“时段”的辩证关系。其次，无论是转瞬即逝和微观的事件，还是有关永恒现实的扑朔迷离的概念都不能成为理性分析的重点。如果我们希望得出对现实世界有建设性的结论就必须站在时间和时段的不能排除的中间地带。
    布罗代尔视传统历史为时间（某个时间）优于时段的表现，并且试图恢复其在社会科学中作为主要认识论工具的地位。普利高津把传统物理学看作是时段（某个时段）并且试图把“时间之箭”作为主要的认识论工具来解决自然科学的问题。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关于这场论战历史上的不同观点。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走过了不同的历程。牛顿力学从17世纪以来，一直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既是思维的产物，也是组织科学活动的思想基础。早在19世纪，牛顿力学就被拉普雷斯（Laplace）尊崇为典范。许多拥护者和执行者们认为主要的科学推理过程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留给其它科学家所要完成的只是一些琐碎枝节的工作和继续应用理论知识为实践服务。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的，或者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一样，推理（正如历史发展一样）是无止境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知识，不管在现在看来有多么有效、完整，事实上都会转瞬即逝，因为它与彼时彼刻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总之，牛顿力学遇到了难以解释的物理现象。19世纪末，Poincaré发现应用牛顿力学无法解释三维空间问题，虽然众多的牛顿力 学的拥护者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事实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