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西学不如钱钟书那么深，因为钱钟书对西方的几种语言，可以说相当精通了 ，尤其他的英文，好极了。陈寅恪能用一、二十种语言，可是他都是只会看书，作为工 具。他的英文都是满有限的。他都可以看，可是程度那就不能跟钱钟书比了。钱钟书的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这四种语言他都掌握得很好。当然，陈寅恪所处的时代要比我们差，因为战乱，生活不安定。我相信他如果有我们这样的环境，他会有更大的成就。而且中古那段他后来不搞了，只搞唐代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涉及的确实比较广，而且逃难吗？他的书散失的很厉害，著书非常困难。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这种情况下，他都只能点到为止。他的文章也是短短的，可是涵盖得很广。我感到，像陈寅恪这样的人，可以超越，又不可能超越。可以超越，因为在他之后必定还会有伟大的中国史学家出现。但又不可能超越，因为他的特殊成就不可能超越，就像没有人可能再写一部超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样。
    在陈寅恪研究中，有人刻意强调他所讲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并以此说明他与共产党的对立，我觉得并不尽然。其实讲学术独立、学术自由，是他一贯的主张，并不是专 对共产党说的。他给王国维作的挽辞中就提出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也大谈学术的自由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坚持这一点。他说独立自由，就是不希望政治干扰学术，这是很明摆的事情，也是他对那个时代的要求。像在别的地方，根本不必要提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他讲的自由独立，不完全是政治的因素，学术思想本身也是要活跃，要自由独立。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给学生讲《晋至唐文化史》课程的研习方针时说过：“本课程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而实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当然，有的人会抓住这些做文章，专门抓这个微言大义，大做文章。前年我在德国参加讨论中西史学的会议，就有人把陈寅恪当作跟共产党对立的英雄，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觉得共产党根本没有把他当作威胁，陶铸还一直照顾他，他也没发表什么有争议性的东西。他不参与政治，他那些诗也不是给人家看的，根本没有什么影响。我听蒋天枢先生说，陈寅恪作诗等于发牢骚。这也很正常，从古以来，诗人都是借诗发牢骚。他不满意的时候就发，还寄给好朋友看，包括寄给汤用彤。汤用彤当时比较佩服毛泽东，他觉得陈寅恪怎么可以这样，他也看出陈寅恪在发牢骚啊。据蒋天枢说，汤用彤把陈寅恪的诗给毛泽东看，讲的不好听的话就是打小报告啦，可是毛泽东看看，笑了笑，根本没有什么，毛泽东也是会作诗的，他晓得这个传统，所以根本不是那样对立。研究陈寅恪，要实事求是，不应把他与政治牵强附会得太厉害。
    问：汪先生，可否从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评价大陆近20年来的史学发展？
    汪：这20年我认为有很大的发展。老实说，以前我们看大陆的史学文章，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文章，感到很教条，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最近20年，思想比较活跃。就 说中国历史吧，在人才、资源或史料方面，有很多地方是国外不能比的。搞中国学问的话，中国大陆还是最好的地方。像吴怀祺先生搞的十卷本《中国史学思想史》，在国外是搞不出来的，不可能写出一部十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史，但我还没看内容。国内仍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史学家，如田余庆教授，他在魏晋南北朝方面可以继唐长孺、周一良之后，他的两本书《东晋门阀政治》、《拓跋史探》，都很精彩。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不能把它当作教条，甚至把中国的历史套到马克思的阶段说。不管套得进去套不进去，非套不可，这个就不对了。把马克 思主义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哲学，这是不成问题的，像台湾为了反共，不准看马克思的书，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在西方有很多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哲学，它有它的体系，历史学可以借鉴，可以作参考，作为启发，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但不要去套它。我今天讲，历史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自然科学的规则是没有例外的，比如太阳从东面升起，到西面落下，它不会出轨的。春夏秋冬是不会颠倒的。历史学是研究人事的，就没有这样的规律，所以你一定要找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是不行的。与五六十年代相比，我觉得近20年大陆史学最明显的进步，是思想活跃，是不断克服教条主义，从史实出发，根据史料研究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问：根据您的治学经验，您认为中国史学史应该加强哪方面的研究？
    汪：中国史学史，在中国老一辈中，金毓黻的书还是不错的。后来的许多史学史著作还是在金毓黻打下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今后写作史学史，是不是可以避开数人头，如 司马迁、班固啊之类，不要以人、以史家作为顺序，而是看史学的概念，史学的思想是怎样演变的。研究中国史学史更深入，必须从中国史学史中概括出史学理论，这样的话 ，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才能真正结合起来。现在西方的所谓史学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它也是从西方的历史经验与西方文化中来的。既然西方可以产生史学理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国历史传统产生不了理论，没有这个道理。事实上，关于讨论中国史学理论的很少，讲来讲去就是《史通》、《文史通义》。我觉得中国史学的很多理论不光在这两部书里面，其他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书里面都有。中国的大量史诗以及很多名人的书信、文集，都可能是蕴含史学理论的宝藏，现在还没有很好地去挖掘出来。过去的很多诗人都懂中国历史，历史家都会写诗，那个时候文史不分，他写历史的时候规规矩矩，力求实事求是，可他写诗的时候要抒发他的感情。我看有很多诗人，在抒发感情的时候，就包含着他对历史的看法。如讲项羽、讲刘邦，各种意见都有，各种评论都有，很丰富的，像这种能够提炼出来，具体用点功，能够发现很多带有理论性的东西。你比如，中国史学家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就是“讳”，陈垣写过《史讳举例》，“讳”现在讲起来不好，等于史学不真实了嘛，等于把真相给遮住了，不客观了嘛，假如以西方史学的标准来看，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缺点，你为什么要忌讳呢？你为什么要把真相给讳掉？可是我们来看呢，讳是有原因的。因为根据儒家的伦理，你自己不能直称父亲的名讳、皇帝的名讳，甚至皇帝的死，不能说死，叫“崩”。这种讳是不是把真相遮住了呢?并没有啊！假如遮住了，陈垣就写不出《史讳举例》。他《史讳举例》指出哪里是讳，应该是怎么样。对中国史学的这种现象，我自己创了一个名字，叫“讳而不隐”。“讳而不隐”我觉得就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理论，因为在儒家的道德环境下，非得这样不行。虽然它讳了，但真相并没有掩盖，这也是一种理论吧。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我想还可以发掘出很多，那就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