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秉琦先生曾经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大地区：即陕豫晋邻境的黄河中上游地区，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包括汉水中游和鄂东与鄂西的长江中游地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这些考古学文化区，往往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各部落集团的活动区域有一定的联系。据古史传说，黄河中游地区曾是华夏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域，黄河下游地区曾是东夷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域，长江中游地区曾是三苗部落活动的地域，长江下游地区曾是古吴越文化的分布地域。实际上这些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区域，应是民族文化区的一种萌芽，也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出发点。
    根据考古发现，我国史前玉器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下述六大地区：
    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玉器发现于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大约距今8000年左右。距今7000年左右，在沈阳的新乐文化遗址和农安左家山文化遗址也发现了玉器。距今6000年～4000年之间，在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松辽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辽东半岛等地，其史前时期考古文化的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玉器。其中以辽西红山文化的玉器出土数量最多，特点亦最鲜明。辽河流域的玉器，大体经历了由兴隆文化到红山文化再到小河沿文化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黄河中上游地区最早的玉器发现于关中一带的老关台文化遗址，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尔后，在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秦王寨文化等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中也都发现了玉器，但数量较少且形制比较简单，年代大约距今6000年～5000年之间。然而，在山西襄汾陶寺、陕西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地龙山文化时期或稍晚的遗存中，却发现了数量众多而且形制复杂的玉器，其年代距今约4500年～4000年左右。这一地区的玉器，从仰韶文化时期至龙山文化时期，无论是工艺传统上还是形态风格上，尚存在明显的缺环。从这里出土的琮及齿形璧来看，应是分别受到来自长江下游和黄淮下游地区的影响，不过组合式玉环却是这一地区自身的特色。
    黄河下游地区年代较早的玉器大都发现于同长江下游地区毗连的黄淮一带，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大约距今65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这一地区的玉器主要集中发现于秦沂周边一带。到了龙山时期，玉器的分布地域更加广泛，由山东胶县三里河、临朐和日照两城镇等地出土了鸟形饰、齿形璧、冠饰、簪、钺、圭等一批富有特色的玉器。这里的玉器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曾受到长江下游地区马家浜文化的影响，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又受到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影响，到了大汶口文化的晚期，本地区的琢玉技术日臻成熟，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
    长江下游地区至迟距今7000年左右便普遍出现玉器，而且一直风行。这一地区的玉器以太湖流域的分布最为密集，苏皖平原其次，宁绍平原发现的较少。太湖流域的玉器，由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从简到繁，由粗至精，整个发展脉络十分清晰。尤其是良渚文化的玉器，不仅在种类众多、造型多样，还一扫朴实无华的传统，运用浮雕、镂孔、阴线细刻等多种手段，雕琢出神面图像、云雷纹、鸟纹等各种图案纹样，其娴熟的雕琢技艺达到了史前时期治玉的顶峰。
    长江中游地区较早的玉器见于大溪文化遗存之中，年代距今6900年～5100年左右。大溪文化的玉器以玦、璜和各种坠饰为主。同样的玉器种类在其后继者屈家岭文化中亦有发现，但数量较少。在稍晚时期的石家河文化遗存中却出土了一批人头形和兽头形玉器、造型非常奇特。这一地区大溪文化的玦、璜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比较复杂，可以肯定其来源应是多方面的。
    南方地区在珠江流域、雷州半岛以及台湾岛等地都发现了玉器，年代大体在距今5500年～4000年之间。其中石峡文化的遗存中出土了玦、璜、镯、琮、璧、钺、锥形器等多种玉器，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关系甚密，应属于同一系统。不过这一地区出土的外缘带有“C”字形装饰的玦，显然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特点，只是年代较晚，个别的出土地点有可能晚至夏商之际。
    很显然，上述各地区的玉器业已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系统。大约距今5500年～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玉器率先崛起，在北方地区独树一帜；随后良渚文化脱颖而出，在长江下游地区居于主导地位。到了距今4500年～4000年左右，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逐渐发展成为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后的又一琢玉中心，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陶寺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亦异军突起。整个史前时期的玉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诚然，在这种多元的格局中，各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联璧形玉器曾一度向南渗入黄河下游乃至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琮、玉璧亦通过各种途径向周邻的黄河下游、南方地区以及更遥远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施加着深远的影响。而黄河中上游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诸文化，更汇集了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玉琮以及来自黄河下游地区的玉圭和齿形玉璧。实际上当时各族集团间通过不同区域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融合，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并最终实现殊途同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