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循建筑、艺术、文学、哲学、文化领域依次前行，80年代末，它广泛介入史学领域（注：事实上，海登·怀特建构的历史话语的比喻 理论应当归为后现代史学思想，它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见Hayden White,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1973;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1978.只是到了80 年代中后期，西方史学界才正视他的这一思想，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时期有关后现 代主义的重要文章还有Frank Ankersmit,‘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History and Theory,28（1989），pp.137-153.）；从90年代中期始，我国史学界通过西 方文本接触到后现代思潮，这些文本先有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柯的著作（注：如谢强 、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 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版，等等。此外，其他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如利奥塔 、德里达等人的著作也多有中译本，但由于其中少有涉及到现代史学范畴的内容而不易 被我国当代史家关注。），后有史学家何伟亚的《怀柔远人》这类贯注后现代主义思想 的历史作品[1]。后现代主义作为与现代主义差异重重的一种学术思潮，学术界面对它 往往是恐惧、反对、理解和接受并存，这种“平衡”情境在西方历40余年而不衰，足见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竞争的激烈性。本文将以一种理解和接受的心态，探讨后现代主 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并论证后现代主义将促使历史学成为一种实验史学，即它不再是 那种宣告历史真实的史学，它将在历史性情境下提供个体史学家认可的文本，并交由读 者阅读、判断，通过该文本产生的效用来确认其是否真实。如此，任何一种史学实践都 将是历史学家当下进行的一项追求历史真实的实验，而实验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实验 环境即阅读环境所提供的条件。
    一、面对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对既有传统的不满，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这种既有传统或被称为现代主义，或被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主要表述者有利奥 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罗蒂（RichardRorty,1931-）、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等等，与史学领域直接相关的是福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R.Ankersmit,1945-）等人。鉴于后现代主义不把定义看成确定其本质的手段，我们很难从上述代表人物错综复杂的思想中获得对后现代主义本质特征准确、全面的概括；并 且，由于后现代主义涉及的领域广泛，它也不是其中那些被认为构成某某流派（如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学者们呈现的思想所能涵盖的，因此，人们很少将后现代主义称作一个大的流派，比较合适的称谓是后现代主义思潮。
    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孕育之初就已经通过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历史的话语》[2]和海登·怀特的著述进入史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怀特 试图通过《元史学》和《话语的比喻》两部著作证明诗性行为在建构历史话语之中的普遍作用，证明比喻理论能够在历史与想象、真实与虚构之间建立合理联系，从而挑战传 统上那种将想象、诗性行为排除在史学实践之外的做法（注：关于怀特的历史哲学思想，可参阅拙文《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那个时候，怀特的思想在文学界逐渐被新锐们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想接受，但史学家们却采取漠视的策略，回避这种对现代史学，尤其是对他们信守的那种历史真实的挑战。现在看来，这多少是当时史学界闭门造车，无视学术环境变化的一个例证。正如理查德·汪（Richard T.Vann）所说，《历史与理论》（注：这份史学理论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创刊。在当时，该杂志讨论的主题和表达的观点相对于从事具体研究的史家而言已经算是比较前卫了。）的编辑们“仅仅是在后结构主义淹没了结构主义的时候才刚刚理解结构主义”[3]。这种情形在80年代得到了很大改观，以至于理查德·汪认为新旧历史学之间发生了一种范式转变，语言成了许多历史学家反思的主题。事上，不只在史学领域，一切出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人文学科领域，对语言的反思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语言学转向”正是后现代主义兴盛的根源（注：20世纪西方哲学中 解释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流派对语言的认识成果卓著，相信当下任何一本哲学史著作都会有所介绍，惟有了解20世纪语言哲学的历程才能从学理方面理解后现代主义的 兴盛。笔者在此不赘。有关语言哲学与史学的某些讨论，亦可参见拙文《解构与历史：德里达思想对历史学的可能效应》。该文刊于《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虽然后现代主义进入史学领域相对较晚，或者说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防御更严，但它还是不可抵挡。在这个中西文化交往频仍的时代，来自西方的后现代思潮也很快渗入到 中国史学研究中。例如，1997年至1998年间，国外汉学家与一些国内学者关于何伟亚（James Hevia,1947-）著《怀柔远人》的争论已经被有的学者视为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标志性事件[4]。当一种理论上早已存在的思潮反映在某种具体的实践中时，褒之贬之或褒贬各作三七、四六开等等评价实不少见。我们将那些在实践交锋之后暂时沉淀的论点收集到理论层面来分析，以此来为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