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领域内，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多集中在以下诸方面。极端化的批评以台湾学者汪荣祖为代表，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整个史学具有严重的颠覆性，其后果将是彻底的反 历史、反真相、反客观、否定时间，它使史学去“古”存“今”、美学化、哲学化、文学化，最后丧失史学的自主性，而正面贡献不过是扩大史家的视野及耕耘的园地（注： 汪荣祖：《历史学的走向》，见2003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举办“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这一观点也得到大陆史学理论家蒋大椿先生的认可和呼应。）。批判地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国外学者有伊格尔斯（George Iggers,1926-），国内有罗志田、葛兆光为代表。伊格尔斯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由于警告人们要反对空想主义的与进步的观念而对当代历史学的讨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这应该引导我们不要放弃或是拒斥启蒙运动的遗产，反而是应该对它作出批判的重新审查。”[5]（P169）在此，他善意地告诫后现代主义者不要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对待启蒙运动的遗产，而应扬弃之。罗志田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特别强调的解构意识较难使他们跨越由破 到立的阶段，而唯有以立为主，这一思潮才能对史学作出更大贡献[1]（P17）。葛兆光认为后现代史学把“过去”与“历史”分开，把“历史”降格为“叙述”，并表示他并不认可这一思路，因为“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以及其他史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行想象甚至幻想。”[4]（P134-135）
    上述种种评论大致可概述如下：汪荣祖的批判认为后现代主义反历史、反真相、反客观、反时间，以及令史学丧失自主性；伊格尔斯的告诫暗含后现代主义存在历史虚无主 义特征；罗志田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破与立，即解构与建构之间尚存断裂，有待发展；葛兆光则以区分“过去”与“历史”而“历史”等同于“叙述”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加以批评。然而，我认为这些评论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解。更直接一些，我这样解释前面这句话：以上诸位先生所做判断的对与错，取决于读者个人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并以此作为判断的准则，这意味着，当我认为他们的判断存在误解并写作此文时，我作为读者在做此判断并进行书写之时也令我成为作者，加入了评价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实验，从而面对更多的读者，自然，自主地判断我的文本呈现的后现代主义是对是错，是每一位读者具有的权利。
    二、历史认识的结构变迁
    直接针对现代史学发难的后现代思想家有福柯、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此外，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亦可助阵，直捣现代史学的认识论核心（注：《解构与历史：德里达思想对历 史学的可能效应》中有详细论述。）。然而，在史学领域内，我们有理由认为后现代主义者颠覆现代历史认识论的目的并非是取消历史学的合法地位，亦非反历史，相反，它意在重塑历史研究的尊严[6]（P124）。那么，有哪些是现代史学失去了又未能意识到的尊严呢？我们不妨从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差异来入手。
    自古以来，历史写作都以求真为己任，而时间意味着延续，是历史不言而喻的脉络，此外，史学的功用也历来为历史家所关注。我们可以将真实、时间、效用称为史学三要 素。我们假定把西方史学历程分为前现代、现代（上起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史学的职业化为标志，下至20世纪70年代初）和后现代三个阶段。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只有当三要素齐备时，历史/史学领域才具备区别于其他领域的特征。不过，我们也大致可以判断，在不同时代，史学三要素在历史认识结构中具有的重要性不同，效用、真实、时间依次是三个时代历史认识结构的中心。
    在前现代，历史叙述中效用重于真实。历史叙述或意在认知社会、树立典范，或意在证明信仰。此时，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尚缺乏现代的技术手段来确认，真实完全建立 在相信的基础上，或是相信目击者、传言，或以信仰保证（注：笔者曾有《论古代历史叙述类型、动机与历史意识的萌生》、《论欧洲中世纪宗教意识对历史叙述的影响》两文可为之证明。分别刊于《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和《广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历史叙述中运用的是线性时间观，它是事物空间运动的刻度。
    当现代史学随着科学理性的兴盛而展开时，现代考古技术、文字学及文献解释学的发展，促使现代史学将真实确立为历史认识结构的中心。职业化历史学的第一原则是寻求 真实，它意味着要与曾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相符合，而追求真实则是不断地靠近那绝对真实，即曾经客观存在的过去。事实上，在史学领域中，人们将历史、过去、真实当成了同义词。当然，“历史”一词的两重性使它既可作为过去，又可作为历史叙述。但如果像现代史学那样将具有两重性的“历史”等同于只是代表绝对真实的过去，那么，人们就可能简单地将作为“历史叙述”的“历史”等同于过去而造成恶果。之所以说它造成恶果，是因为当现代社会普遍确立了以真实性代表客观、真理、权威和合法性的意识与认同之后，若史学家们浑然不知自己是在将那种蕴含了主观性的历史叙述来冒充纯粹客观、真实的过去，那未免是缺乏自知的表现；若史学家有所认知而执意为之，那就如同让某种骗术猖行于世。这两种情形都将导致滥用历史。纳粹的种族优越论正是历史叙述的产物，它方便地借助于“历史”的两重性，变历史叙述为过去而盗取了依附在过去之上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权威性，从而以历史为刀，制造了奥斯维辛的惨剧。
    现代史学在确立真实的核心地位之后，对时间概念的思考表现出两种趋向。在多数情况下，遵循科学理性的史学家们还是如前现代那样尚未意识到时间是需要反思的史学要 素，它仍旧被当作物理时间，作为记事的刻度，过去之真实便意味着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超时空存在。不过，问题在于，一旦历史叙述借助历史一词隐蔽地取代了过去 ，其真实性也就像过去那样，自然过渡为超时空的绝对真实。应该说，真实在时间之外是科学理性主导的现代史学的一大特征，它实际造成了真实与时间的割裂。
    在思考时间的问题上，另一种情形出现在18世纪以来促成历史理性发展的历史主义思想中。历史主义因其强调特殊性、个体性而注意到历史真实与特定情境相关，即历史研 究对象的个体性和特殊性正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如此，不同时空的差异也成为历史主义倡导多元性和泛神论的基础。可是，现代史学中的历史主义在反对追求宏大叙事的启蒙思想时，最终并没有培育出多元价值观和真理观，相反，它倒是促成了各种“特殊优待区”和“例外论”出笼（注：如赫德尔（Johann Herder，1744-1803）将欧洲划为人类文明的特殊优待区，20世纪德国“例外论”、美国的“例外论”等等。），以至产生了20世纪初期的“历史主义”危机，其政治后果是列强交恶，大战爆发。细加分析，现代史学中的历史主义对时间的思考缺陷在于，它注意到了现实生成的历史性，却没有意识到现实朝向未来展开的历史性。以赫德尔为例，即便他以历史主义思想为基础判定欧洲作为人类文明的优待区是真实的，这也无法保证欧洲在未来仍旧可以成为优待区，保持那种真实。然而赫德尔却要用这种未经保证的真实来规划世界历史总的行程（注：对赫德尔历史主义思想分析的展开可参见拙文《论近代“世界历史”观念》，刊于《学海》2001年第4期。），此时，在现在通向未来的向度上，时间与真实的割裂再次出现。历史主义开启了史学领域中对时间的反思，但它并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