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方法与技艺方面，实验史学仍然可以继承现代史学研究的方法论资源，但它不局限于此，还开拓出更多的历史表现途径，使人们了解到现代史学所运用的不过是其中 的一部分。当怀特表明了历史写作与历史文本中的文学性、虚构性成分时，许多批评者的判断是他将历史等同于文学。事实上，他关注的同时是历史中的文学性和文学中的实在性。他说道：“在试图揭示历史作品的文学性和文学作品的实在性时，我力求确立它们各自那种写作、描述、模仿、叙述和证明技艺是‘相互蕴涵的’。”[13]（ix）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声明“史皆文也”[4]（P115-116）的同时表明“文皆史也”，后现代主义同时使文学成为了历史。这样，实验史学不仅将现代史学当作文本差异的一个来源，还将把文学创作当作差异生成的源泉。实验史学对文学文本之历史性的关注将使人们能够触摸到文学的实在性，这样，它将为把文学作品转变成历史资料提供一种理论的表述，延续那种“以诗证史”（注：此处的“诗”、“史”仍延用了现代意义中的“诗”、“史”概念，若在后现代主义的意义中，不如说“以诗述史”，“诗”乃是诗性思维的作品，“史”为以历史性引导的著述。）的传统。
    不久前，安克斯密特曾将历史著述比作一块试验田，意思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著述在现实中被接受、认可的程度来验证政治和道德的价值。其理由在于，一来每一种著述中都 存在政治和道德倾向，二来读者之中存在一种潜在的审美判断标准。在他看来，被最为广泛地接受的文本中代表的这种政治和道德倾向往往合乎这种审美判断的标准，因而我们便可以直接用这种政治和道德来指导我们现实的实践[11]（P79-80）。在这样的论述中，历史叙述的真实性程度如何实际上取决于读者认可的程度高低，并且，历史叙述的效用也将由此决定。如果以实验史学的态度来接受安克斯密特的主张，那么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由于读者与历史文本都具有的历史性，任何理解、接受和认可都只可能是暂时性的和策略性的。正是由于这种暂时性和策略性的特征，实验史学总是积极地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差异，在不断生成的历史性中保持一种对差异的期待，如此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在反对现代主义的权威与独断时，对自由的渴望，同时也不忘对现代主义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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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美]伊格尔斯。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A].陈恒译。书写历史[C].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2003.
    [13]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and London,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