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叙述与实验史学
    后现代主义为史学变革提供了契机，它将令史学呈现一幅不断变化的图景。历史作为叙述，叙述作为叙述者在当下社会情境中的一种实践行为，它便是历史实践，同时也就 是史学本身。在此，“史学”之“学”将意指“历史地”理解世界的方式，它不代表“学科”，因为学科分野主要归功于科学理性，它画地为牢，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进行分 割。西方史学的职业化或学科化诞生于18世纪末，如果说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并未对我们的生活造成阻碍的话，如今则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在批评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对何伟亚的攻击时说：“他似乎认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学有关，与历史无关，这表明了对历史文化氛围的漠视，这种现象在一些 历史学家中很是普遍，在他们眼中，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要面对的思想挑战，而是一种对学科的威胁，必须使其消失--即使要头顶思想蒙昧主义的帽子也在所不惜。”[10] （P1）在德里克看来，周锡瑞提供了历史学职业化弊病的一个典型案例。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不仅挑战现代史学观念，还将挑战现代史学制度。安克斯密特表达这种意向时仍有 一丝忧虑，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意味着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死亡，它唯有以一种完全私人化的方式才能生还。但这是好是坏，将由未来决定。”[7]（P117）此处，安 克斯密特所说的私人化呈现出后现代史学的特征，一方面，历史叙述将是一项私人事件，而接受历史也是一项私人事件。对于单个历史文本而言，由叙述到接受都将是一种个人与个人的交往，也是史学的一次实验和检验过程。后现代主义将提供培育实验史学需要的所有基因和条件。
    使实验史学成为可能的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一种心态变化。后现代主义者解构宏大叙事的贡献在于，它告诉人们那种“客观”和“真实”的事件不过是叙述者主观构造之后 “实在化”的结果。这样，史学家（历史叙述者）作为往昔代言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话语实验者的位置。史学家在文本写作时将自觉表现出他并非过去之神 的牧师，而不过旨在提供一种有关过去的个性化理解。这种理解应当是史学家在某个历史时刻所提供的最好的理解，也是他此刻主观认可的真实表现，他明白文本是否具有更广泛的真实性将视读者的接受情形而定，因而，历史文本是作为一种建议供读者选择。另一方面，作为在个性上具有平等地位的读者也将明确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历史文本从叙述结构到语言表述，无处不表现出它是一种历史性的主观构造，同时，读者自我存在的历史性要求他认识到其理解和接受行为的个体性和特殊性，这种个体性和特殊性将通过他的意志赋予其接受文本的自由。实验史学创作的历史将如同安克斯密特所言：“后现代主义将这种历史比作画廊里的绘画作品，它将受到个人的评判和喜爱。就我们认识的风格发展而论，这种认识只是因为它可能刺激一种更好的对单件绘画作品的理解，而不是说绘画作品被简化为仅仅是历史风格发展的例证，它才有用处。”[7]（P93）他在此说明了后现代史学文本的处境，其中包括具有概括性认识功能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文本的价值，尽管它们是一种概括性理论（例如本文），但目的也在于促成对单个文本的理解，同样，相对于不可尽数的读者来说，它们永远都只能是些实验性文本，其真实性将由个体读者来确定，而他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将使之在被接受的过程中随时具有变化的可能。
    在后现代主义情境下，史学家和读者仍然力求真实，不过，由于真实取决于蕴含着时间因素的历史性，他们对于同一历史文本是否真实的判断都可能因时而异，为此，实验 史学家的实践目的也将由此发生改变。史学家认识到每一种文本都是历史性存在，这样，在承认自己创作的文本表现出个体的真实之后，他也将承认他人创作的文本相对于该作者本人具有的真实性。为了防止单一文本冒“真实的过去”之名重现现代史学中存在的那种以单一解释封杀多元解释、以个体历史性认识封杀他人的历史性认识而产生的弊端，实验史学家将尽可能多地提供与现有文本存在差异的文本，目的在于使读者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注：这里含有安克斯密特的观点，他曾针对历史表现认为：“我们拥有的表现越多，它们就越有可能成功地彼此比较，而我们也能更好地准备评估它们相对的价值。”）[11]（P79）。既然文本之真取决于作者和读者存在的历史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判断，当代研究罗马帝国兴衰史（注：此外姑且不论“兴衰”的提法本身包含了太多主观构造的痕迹。）的史学家有权认为他描述的文本因为运用了新的材料而是真实的，但在当代读者面前，该文本可能并不比吉本的历史表现更真，除非读者阅读之后作出如此的判断。这样，史学家的每一次历史表现都为读者把握真实增加了一种选择性资源。或许现代主义者会认为，实验史学将造成相对主义盛行，而倡导多元化解释将使得史家放弃对所创作的文本承担的道德责任。恰恰相反，正因为后现代主义表明了任何历史文本中都存在着道德蕴涵（注：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批评者伊格尔斯对此亦表示认同，他说：“怀特认为意识因素进入了每一种历史叙述，这绝对正确。”）[12]（P13），当人们获得更多存在差异的历史文本时，同时意味着有更多道德倾向蕴涵在这些文本中供读者判断、选择，这样，读者各不相同的选择就能令某种叙事对道德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避免像现代史学中某些宏大叙事那样对道德造成危害。
    正如前文论及，后现代主义在为宏大叙事之外的其他种种叙事争取合法性时仍然保留了宏大叙事的合法地位，实验史学亦将容纳现代史学思想的存在，它并不会像伊格尔斯 担心的那样放弃或是拒斥启蒙运动的遗产。它同样会将现代性历史认识作为构造历史叙述的一种思维方式，以此令读者在以不同思维方式构造的历史叙述文本中作出选择，体现实验史学为读者呈现差异、提供多样化选择的目的。后现代主义解构现代史学的同时也在从事史学实验。例如，当何伟亚解构那些审视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的“现代眼光”时，他也在实践实验史学的某些要求。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他放弃追求宏大叙事的愿望，而在于他不断向读者宣示他的预设、理论前提和主观性介入的方式，这表明他明白自己构成的将是一种有背景、有偏见，因而也是有政治性的知识，由此以一种历史性真实与关于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的“现代文本”的普遍真实形成差异；他并不一味否定原有的“ 现代文本”，而是重视它们产生的情境，这样便能像理解自己的文本那样理解“现代文本”构成的知识的有限性，也就认识到其中的偏见和政治性是如何被掩盖的[1]（P26-3 0）。这种对历史性的自觉正是实践实验史学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