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意味着变化，只要时间仍然存在，变化就一刻不止。公然声称要在时间和变化之外谈历史，相信现代史家没有这种勇气，但现代史家口诛笔伐的相对主义史学观却是因 为它将真实置于时间与变化中而遭受谴责。此外，我们要再次回到“过去”与“历史”的区别这个问题上来。西方语言中，“历史”的词源学意思是“探询”，它理应意指“探询”的活动及成果，即史学实践或历史叙述及其文本，但它却偏偏有了“过去”的含义。这种实在论“历史”含义的形成是以相信作为其认识论基础，它在康德那里成了一种假设，但现代史学很快遗忘了康德的成就，在科学理性之上重新建立起历史与客观、实在的联系（注：对实在论历史概念的批判请参见拙文《我们为什么叙述历史》，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如果我们的分析可以解构客观“历史”的实在性，而重新将它当作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那么“历史”的两重含义便可清除掉一种，以“过去”代表着那作为“物自体”的“历史”，而以“历史”代表“历史叙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区分“过去”与“历史”，并将“历史”等同于“叙述”，这正是要使现代史家从乌托邦的迷梦中清醒过来，重获自主性和自尊，认识到过去只有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才具有存在的意义，认识到史学家自身的能力与限度，不再自以为是；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反对等同“过去”的“历史”，反对静止的“时间”（毫无意义变化的单纯延续）、反对时间之外的“真实”。
    后现代史学的兴起以历史叙述研究为突破口，但它的根本变化在于历史认识结构中心的更替，即时间取代真实成为中心。正如安克斯密特所说：“后现代主义最好被看成是 历史主义的极端化形式，因此，它既不奇怪，也不必像某些人相信的那样是学术上的威胁。”[7]（P93）前文已经提到，历史主义思想亦是现代史学的理论支柱之一，所谓后现 代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极端化，在笔者看来，正是在史学领域内对时间的彻底反思。以下分析我们将看到，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而在史学领域中的诉求都将围绕着对时间的再认识展开。
    后现代主义在叙述实践中的重大主题乃是反对宏大叙事，这种观点从利奥塔的论述中 早已能够得知。在史学领域，类似于黑格尔（Georg Hegel，1770-1831）《历史哲学》 和阿克顿（John Acton，1834-1902）《剑桥近代史》这样的宏大叙事曾被当作现代历史 哲学和史学的典范，不过，它们只是宏大叙事在文本和学术思想上的代表，更多的宏大 叙事还暗藏在人们对生活结构诸要素的理解中，如日常生活里习惯性地对不同性别、种 族、阶级等等要素的描述中。事实上，许多史学家在妇女史、儿童史、环境史、区域地 方史等领域内付诸的实践已然包含了某些后现代主义促成多元化历史叙事的因素。这种 被一些现代史家仅仅视作丰富史学园地、拓宽史学范畴的动向并不简单，它实则是后现 代主义从认识根基上解构现代史学的一种直接效果。
    宏大叙事呈现出现代性的种种特征。正是因为叙述者强调它是一种“发现”而非“构造”，从而具有了外在于主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获得一统天下的权威地位。如此，叙 事具有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乃是时间之外的存在，其结构也就只能是一种封闭的静态结构，而非开放的动态结构。在这种静态结构之下，未来出现的任何变化都不再可能对其体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构成威胁。既然真理已经揭示，历史便行将终结。然而，事实却是，宏大叙事只能压制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曾经、正在和将要涌现而又与其不相协调的经验，以便维持静态结构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保持它的真实和客观。
    然而，后现代主义认为，宏大叙事只要通过语言表述，它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发现物”，而是主体认识在语言中的“创造物”，它的结构也非静态的。当时间被引入结构获 得认真对待时，结构具有的那种客观性和真实性也就不再呈现出超越时间的特性，相反，它们将通过与现在不断到场的新经验协调来改变自身。这样，真实与客观便惟有在当 下主体的理解或叙述实践中获得，即在时间之中呈现一种开放状态，随着时间而变化。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便是反对它无视时间和变化的野蛮和专制。在引入时间解构了 宏大叙事的真实性神话之后，曾经在史学领域中被政治权威、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形形色色的权力压制、忽略的因素才可能受到重视，在史学领域中取得合法位置。
    当人们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称作结构主义的激进化时，指的就是他将时间带入了结构主义的思考之中。在那里，时间不再是连续的、线性的，而是网状的。时间的外在化便 是空间，而书写编织了时间之网，书写过程即是文本的赋意过程、结构的产生过程，也是时间之网的编织过程。结构不断在时间中构成的运动被称为“延异”（differance）， 它是差异（difference）在时间中的运动（注：可参见《解构与历史：德里达思想对历史学的可能效应》。）。
    强调差异是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中的主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差异是后现代主义克服宏大叙事的一剂苦口良药。在史学领域内追求差异难免造成文本理解、叙述的多元化， 但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的目标。回想一下利奥塔回应现代性的宣言：“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差异，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8]（P211）强调差异可以解构一切追求同一性的话语，这并不是要否认同一性话语存在的合法性和可能性，而在于指明那种同一性的有限性和暂时性，以及由此体现其客观与真实的历史性，指明它不过是多元话语之中的一元。正如安克斯密特所说：“后现代主义并不拒斥科学历史学，它只是提醒我们关注现代主义者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使我们相信在它之外一无是处。然而，在它之外，却是历史目的与意义的整个领域。”[9]（P153）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是 因为它无视差异，以自身充当唯一、绝对和权威，后现代主义并不摈弃它，相反，宏大叙事只有在后现代主义对它的解构中才获得自身真正的合法性，在强调差异的情况下，它将具有与其他任何叙事平等而非更高的叙事权力（注：我们在许多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评论中看到一种误解，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元叙事便是彻底地否定它，实际上，它不过是想解除宏大叙事对真实性的垄断，而是平等赋予一切种类的叙事呈现历史性真实的可能。）。我们依据德里达的思想能认识到，延异作为差异在时间中的运动使差异绝对化，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叙事，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必然存在解构自身的可能，以避免后现代主义本身成为一种宏大叙事。这时，我们便能进一步体会那种后现代主义倡导的精神状态，它体现了一种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它将要求我们在史学领域中安然面对任何文本，不因其所谓的“权威”而臣服，因为任何权威性文本及其代表的真实和客观都将因时而异，相反，它呼吁我们创作出更多丰富历史理解的文本。在安克斯密特所说的这个文本生产过剩的时代，每一种蕴涵差异的文本都代 表着一种原创力，它也为读者增添了一种理解历史的维度。
    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结构中，时间是其中心，它是指时间本身代表着历史性和变化，它充实在认识结构的每一个角落。正如在德里达那里，时间甚至被比喻为一种网状结 构，相对现代历史认识结构以真实为中心而言，以时间为中心的结构也是一种无“中心”结构。贯注了时间或历史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将使现代主义史学诸多习见的观念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历史学成为一种实验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