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安排，雅尔塔体系具体运作的结果，也是它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最直接最有影响的后果，却是美、苏对峙下的冷战。它持续了四十多年，构成了二战后近半个世纪中的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二战结束前，确信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考虑，是以美国为首的“四警察”思想，即希望把美英苏中的战时同盟关系发展为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大国合作关系，以维持世界和平。这在1942年1月1日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就表现得很明显，第一步是先由美、英、苏、中四国签署，第二天再交由其他22个国家签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罗斯福并不主张划分势力范围。然而在雅尔塔会议前和会议期间，正是苏联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威望处于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顶峰期，使苏联成为惟一一个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而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联成一片的前景也已十分明显。因此罗斯福在设计战后的世界蓝图时，就决不能无视这一他并不愿意看到的严酷事实。由于他把战后的美苏合作看成是落实战后世界安排的关键，于是他愿意作出一些让步，当然主要是以其他国家的利益作交易，以换取苏联的合作。苏联要求的最关键部分就是要在它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东欧建立它的“安全带”，也就是要明确地划分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最后达成的妥协就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苏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在西方，它从卢卑克到的里亚斯特；在南方，到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东北地区；在东方，从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到朝鲜的38°线，直到中国的旅大港。这样，双方也就在实际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1]（p.514-515）。这种形势恰恰就是以后美苏形成的两极格局的地缘政治基础。
    由于美苏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对外政策本来就有很大差异，因此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苏面临的共同敌人消失，大同盟的基础不复存在之时，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便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战后的美国，挟其世界头号强国的实力地位，以及在经济上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其“领导世界”的意识大为膨胀，要求在世界事务中独占鳌头。杜鲁门总统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为此，美国不仅在战争结束前及战后迅速填补了战败国德意日留下的“权力真空”，尽力在西欧、中南欧、日本、中国等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还通过联合国以确保美国在大国合作控制世界中的主导作用。
    另外，为了恢复世界经济的有序发展，结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国际货币关系的混乱状态，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经过美、英等有关国家的艰苦谈判之后，终于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而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两个机构均实行“双挂钩一固定”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固定为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并按资金的份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实际为股份最多的美国所操纵，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接着，为了改变战前各国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国际贸易的无序状况，形成开放的贸易自由化环境，在美英等国的主导下缔结了“关贸总协定”（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与“关贸总协定”共存一年，1996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不再存在。），从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相对稳定的自由化发展；当然，由于美国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
    不仅如此，美国还把苏联看成它实现世界霸权，确保建立以自由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全球体系的最大障碍，因此认为对苏联实行的政策“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2]（p.94）
    战后的苏联则最为关心它自己的安全，特别是西部边界的安全。鉴于苏联历史上遭受的几次大规模的入侵都是来自西部，斯大林便力图把东欧这条入侵苏联的危险走廊变成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当“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波兰问题时，斯大林就明确指出：“波兰问题对俄国人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个安全问题……因为苏维埃国家一些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都与波兰有关”；“波兰问题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3]（p.181）。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苏联在东欧已经获得的势力范围内加强控制，确保对苏友好，并在德国、中近东、日本、中国等关键地区和美国的扩张发生了极大矛盾。
    与此同时，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双方的决策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无不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是最优越的，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是至高无上的，应
    当向全世界移植。从罗斯福到杜鲁门之所以都坚持要在东欧实行民族自决，让当地的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支持自由选举的政策，其目的便是对苏联在东欧的行为进行直接挑战”[4]（p.386-387）。
    同样，苏联作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在其对外政策中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考虑。正如斯大林在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所说：“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5]（p.85）另外，由于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对西方国家极不信任。
    可以想象，在这种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以划分美苏势力范围为基础的雅尔塔体系的各项主要协议实施的结果，就必然是导致分裂和冷战，而不是继续合作和和睦相处，不仅如此，双方在扩张中都求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美国在全球扩张中，高喊着美英有义务和责任捍卫西方世界，于是“保卫‘自由世界’免受共产主义影响，成了美国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和中美洲的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6]（p.442）。苏联在扩张中，虽有扩张社会主义的成分，但也确有为自己的行动打上国际主义的旗号以显其高尚的意图。基辛格认为，斯大林的“最高原则还是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国家利益”，此话不无道理[7]（p.353）。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在丘吉尔号召英语世界结成同盟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铁幕”演说中，在杜鲁门主义所谓“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的表述中，在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的报告中，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我们已经看到，持久的冷战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绝对对立，而且使意识形态的差异变得竟然如水火一般的不能相容。对立的双方曾一度失去了一切对话的可能，当年曾同仇敌忾抗击法西斯的痕迹荡然无存。人们一度也用这种极为对立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甚至于科学方法，似乎两极对立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而敌对的双方就在这种今天看来是极不自然的思维方式中几乎是不可思议地相互争斗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