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产物，雅尔塔体系反映了二战以后的世界现实，并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这些历史进步性对战后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消失，而是留给冷战后的世界以及21世纪的宝贵遗产。
    首先，由于雅尔塔体系是建立在美苏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基础之上，因此双方的决策者都认识到要尽力避免冲突，要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于是和平共处便实际成为它们指导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这一点对战后的世界影响很大：第一，从总体来说，它共同制约了美国与苏联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是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处理。因此，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虽有多次冷战对抗，但双方之间始终没有发生过热战，这便形成了冷战的最基本的特征：它既是战争，又是和平。也就是说，在东西方的紧张对峙包括在局部战场上的冲突始终不断的情况下，冷战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对抗，从而在整体上维持了世界的大和平状态。第二，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由于规定了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因此西方虽然仍存颠覆苏联之心，但是不能再采取巴黎和会时的那种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这在战后苏联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军事政治势力已达到中东欧和远东的情况下，有利于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
    其次，雅尔塔体系在“控制战争”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将昔日的战争策源地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从而埋葬了发动世界大战的重要根源。它所确立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使任何一个大国要想发动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都受到约束。在《联合国宪章》中特别规定了自卫权，除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采取的军事行动权，以及为争取民族自决权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外，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武力的概念，这是国际法在制止战争方面的重大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对上述国际法规定的重要实践。它们采取进步的法律观点，确认了侵略战争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宣告了国际正义与和平是不容破坏的。正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方首席起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所说：“对全世界来说，纽伦堡法庭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8]（p.2）1974年4月14日，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有关侵略定义的第3314号决议，规定“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便是侵略，而且“侵略”的定义“绝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扩大或缩小《宪章》的范围，包括《宪章》中有关使用武力为合法的各种情况的规定在内”，从而明确了使用武力的含义并保留了合法的自卫权利[9]（p.620）。至此，人类终于在战争方面完善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发端于战争之中，为了军事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先进军事科学技术，不仅把常规战争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而使人类第一次面临着核战争的毁灭性前景。因此，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在一个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并学会如何用核武器发动总体战的时代，维护和平已成为所有国家关心的首要问题”[6]（p.32）。尽管战争并未从地平线上永远消失，局部常规战争有时亦相当激烈，但核武器的出现的确改变了战争的观念，和平需要以全人类的力量加以维护也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各国人民与政府的维护和平、控制战争的意识都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成为制约爆发大战特别是核战争的基本因素。
    第三，雅尔塔体系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对战后世界的和平、民主、独立、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在《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明确指出，要“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安全、自由与普遍的福利”，要按照民主的原则解决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的迫切的政治与经济问题[10]（p.108）。在《联合国宪章》中规定，要“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这些都不是说说而已的空洞口号。它们体现在对战败国的处置，并使之非法西斯化和政治经济民主化方面，也体现在给予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和国 家独立的支持方面，以及被托管地区的独立与自治方面。就这些方面来说，我们不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所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做一比较。凡尔赛体系根本不重视健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而是从战胜国的绝对利益出发，一味强迫它接受“有罪”之说，致使德国人民把战败带来的一切不幸统统归之于这个共和国，从而最终导致了纳粹党的上台；对殖民地虽宣称给以民族自决权，不过口惠而已，委任统治只是另一种殖民统治的形式。在凡尔赛体系下，战胜国只顾保护自己的和平与既得利益，不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雅尔塔体系与凡尔赛体系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说凡尔赛体系是孕育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体系（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对雅尔塔体系则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
    不仅如此，在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的两极格局中，同时也孕育着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在雅尔塔体系下，欧洲特别是西欧在衰落中走向复兴。二战使欧洲遭受了灭顶之灾，它在地理上、政治经济制度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被一分为二，“被战火摧毁的幻灭的欧洲，匍匐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11]（p.48），这种形势与人们所熟悉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全球霸权的格局实在是惊人的相反。当时，全世界都已习惯于欧洲列强对整块的大陆进行瓜分，甚至认为这就是国际事务正常秩序的一部分。而这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欧洲本身被外来的大国苏联与美国划分成东、西两大势力范围，无论欧洲各国愿意与否，在决定其外交政策时，都必须考虑东西方对峙这一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欧洲的殖民地也纷纷起来造反，奋力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创伤使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感叹“西方的没落”的话，那么更多的人在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的创伤之后，则直截了当地认为二战后的欧洲已经死亡。
    战后的西欧，处于美苏两极之间，依靠与美国的结盟和援助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一个西欧国家可以担当欧洲复兴的重任，只有走联合之路。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战后的德国（联邦德国）和法国才决心消除束缚它们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宿怨与纷争，彻底和解。于是，他们从经济上的煤钢联营入手，启动了西欧的联合进程。西欧的联合，既是战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要求，更是西欧的一种历史的觉悟。如果没有西欧各国对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必要尊重与支持，就不会有欧洲的真正联合；同样，如果没有对各民族国家绝对主权的必要而适度的限制，也不会有今日的欧洲联合。西欧的联合最终使西欧成长为相对独立于两极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级力量，成为促进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