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以中国的政权更迭为标志，亚太地区的变化同样翻天覆地。在雅尔塔会议上，希望获得苏联的合作以共同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反对中国共产党对这种领导地位的挑战，是罗斯福之所以基本同意斯大林要求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美国、苏联和中国国民党联手对战后的中国政治格局作出了安排，即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南部分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一安排中，实际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从属于中国国民党的地位。但是，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斗争策略，充分利用国民党与苏联之间脆弱的同盟关系，利用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美苏之间的矛盾，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苏冷战不断展开的同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并最终夺取了政权，根本改变了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亚太地区的政治格局。尽管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卷入了冷战的漩涡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也在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不断提高，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成为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1971年10月25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它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之时，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潜在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今天，在改革开放中，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正在作为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大国，在积极参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尽到它责无旁贷的义务。
    放眼亚非拉，伴随欧洲衰落的是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声中，为了彻底打败法西斯主义，罗斯福与丘吉尔于1941年8月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宣布：“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12]（p.89）苏联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这给了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极大鼓舞。与此同时，与宗主国的士兵并肩作战的全新战斗经历也进一步打开了殖民地人民的眼界，使他们从朦胧的民族意识发展到要求独立与和平。于是，二战之后，随着亚非拉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更为广泛地传播，以及整个殖民主义体系的空前衰落，民族革命浪潮席卷了欧洲所有殖民地，非殖民化进程不可逆转。正如美国学者汉斯·科恩所说：“自1945年以来的20世纪，已成为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即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时期。”[13]（p.89）其结果是形成了20世纪最为壮观的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使当年那些幅员辽阔的欧洲殖民帝国在短短20年间便七零八落，全部消失，一百多个民族独立国家在这些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以惊人的速度结束了欧洲自15世纪就开始构筑的世界殖民体系。这是人类历史的极其巨大的进步，也是20世纪的一个最伟大的划时代的变化。
    不仅如此，这些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还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冷战在欧洲的展开并向东亚的扩展，在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产生了不愿意依附于两极格局任何一方的中立主义势力，这种势力随着冷战的不断展开而发展和联合，并通过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不断发展壮大，则成为第三世界人民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冲击大国强权政治的民主力量。他们在要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强调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要求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产生于二战即将结束之时的联合国，作为战后最大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既与国际联盟有着较为密切的历史渊源与联系，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国际联盟的出现反映了20世纪的世界已经发展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的现实，是史无前例的国际政治的重要发展。但是国联的政治实践却否定了它所标榜的基本宗旨：它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美国始终不是它的成员，苏联长期被拒之门外，日本和德国相继退出，不受其约束。它仅作为英法的工具，热衷于维护英法的利益，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没有贡献，反而在客观上助长侵略，最后被历史淘汰。联合国却完全不同，今天拥有191个成员的联合国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自不必说，而且几十年来，尽管它也犯过种种错误，但是在解决地区争端，维护地区和平，促进社会发展、人权以及非殖民化的进程等方面，它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冷战的缓和与终结以及世界朝多极化方向的不断发展，联合国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干涉，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援助，对教育文化事业的关注，反映了历经战乱的人类理性正在作出正确的选择：较量与敌对将趋于缓和，竞争与交流将日居主导。今天，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联合国的作用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实际运作而导致的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之下，世界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它孕育了两极解体的力量，孕育了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互宽容态度，孕育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由于罗斯福于4月12日逝世，他准备的讲演未能发表）。）
    [2]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3]《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
    [4]林恩·埃瑟里奇·戴维斯：《冷战的开始：苏美对东欧的争夺》（Lynn Etheridge Davis,The Cold War Begins:Soviet-American Conflict over Eastern Europ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
    [5]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6]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7]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
    [8]P·A·施泰尼格尔编：《纽伦堡审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
    [9]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
    [10]《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11]C·E·布莱克：《再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欧洲史》（Cyril E.Black,Rebirth: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科罗拉多，1992年。
    [12]《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
    [13]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意义和历史》（Hans Kohn,Nationalism:Its Meaning and History），普林斯顿，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