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对梭伦所启动的雅典民主进程的强行中断和反动 ，至少也是民主运动的暂时倒退。古典时代以来，两人在历史上所享有的地位也判然有 别：梭伦名列希腊“七贤”之一，僭主却几近十恶不赦；弑杀庇氏之子希帕库斯（Hippa rchus，后人误将此人视作当时的僭主）[1]的哈摩荻乌斯（Harmodius）和阿瑞斯托吉冬（A ristogiton），则俨然成了雅典和雅典民主的“救星”。然而，本文通过对这两个人物 的历史作用的分析表明，庇氏事实上是在梭伦退隐政坛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贯彻和 深化梭伦改革，从而客观上为民主政治全方位夯实基础的一个人物。他与梭伦的区别仅 在于他的“僭主”名号和铁的手腕。单有作为立法者的梭伦，民主政治不能自动稳固下 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庇西特拉图是另一个梭伦，可以称之为“带卫队的梭伦”。
    一
    作为制度的雅典民主究竟确立于何时或归功于谁的问题，历来就有不同说法。仅以古 典作家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始自梭伦[2]；希罗多德认为归于克里斯提尼[3]；老寡头认 为源自希波战争以来平民充实海军而力量大增的现实[4]。也就是说，时间还得往后推 。不过，如果把民主政治视为一个过程，即民主进程，则其开端无疑在梭伦改革。就宪 制而言，梭伦创设了财产等级制原则，之上确立了公民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政治结构。 而财产原则是对此前贵族政治的血缘原则的直接否定，具有重大的民主意义：只有贵族 才能参政的限制被打破，现在所有等级、不同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公民皆可参政了。更重 要的是，梭伦宪法为日后的民主政治构筑了赖以在其上生长的基础和赖以在其中完善的 框架：民主盛期的主要机构和职务已经创设--公民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议事会，由听取 诉讼的民众临时组成的民众法庭（heliaia，后发展成制度化的陪审法庭）以及民选执政 官；公民大会至少在原则上确立了最高的权威性；根据司法改革，公民如果不服长官法 庭的判决，可直接上诉于他们以法官资格列席的公民大会，他们还取得了就执政官的决 议向民众法庭提起公诉的权力，后来扩及针对一切议案的发起者，是为“不法申诉”。 这两项权力事实上使普通民众掌握了政治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尽管政治权利在不同等级 间尚有差等，但在社会立法上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比如订婚法[5]、继承法[6]和抚孤 法[7]等。通过社会立法和政府对私人事务的广泛干预，推动超越血缘原则和地域界限 的公民精神的形成。而且，梭伦在培植这种精神的同时也在考验这种精神，即作为社会 共同体的一员甘愿接受政府干预和调停的精神。从长远看，公民精神的培育，对民主政 治的意义并不亚于制度建设。它的极致是雅典人在希波战争期间表现出的高涨的爱国主 义。这种深沉的对政治共同体的依恋情感和献身精神，既与东方的忠君主义毫无相似之 处，也与中世纪狭隘的骑士忠诚有别。它只是到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才再次得以 展现--此时封建的自我封锁的堡垒被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一一克服。最后，梭伦为他的 政体预设了进一步演化发展的自动机制，使后来无论是克里斯梯尼的改革，还是伯里克 利式的“抽签”民主都成为梭伦宪制的逻辑展开。他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 和民众法庭，有权对他们关心的任何问题进行议决，这就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第 一推动力”，意味着任何符合民众利益，因而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要求最后总能形诸议 案。相形之下，所谓“民主领袖”却不过是充当了议案的发起人而已。
    毋庸讳言，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梭伦还不可能有意识地进行民主政治的试验。他受命于 债务奴役大行其道的危机时代，全国大部分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雅典社会正在酝酿 一场前所未有的动乱。因此，梭伦的使命首先是结束当时雅典社会的对抗局面。而作为 调停者，他化解危机的原则和立场都只能是折中主义的。他废除债务奴役，暂时保全了 小农的份地，但拒绝重分土地；他允许公民自由处理地产，又为土地占有划定最高限额 并对挥霍祖产者予以惩罚；他结束了贵族政治，让人民“保留有决定的权力”，但“贵 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恢复起来”；[8]（P132）他痛恨贵族的为富不仁， 也指责穷人的贪得无厌，他使两者各得其所，所依靠的只能是中间阶层，即工商业者。 梭伦的财富原则正是在贵族与新兴工商业中产阶级之间找到的结合点。可见，梭伦式政 体首先体现了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因而必定是两种政体特征兼于一身，这是人 们对梭伦政体长期莫衷一是的原因所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梭伦宪法同时被寡头派和 民主派引为同道[9]，由此看来也决非偶然。当时流行的“人的价值在财富而不在门第 ”的口号也表明，他更多地是以有产者的“财阀政治”（Timocracy）取代了土地贵族的 门阀政治（Gennecracy），完全的民主政治还有待财产资格的逐步废除。但民主肇始于梭 伦却是无疑的；而且，即便从近代民主的标准来看，梭伦时代的民主程度已令后人悚愧 不已了。
    作为规律，在希腊的城邦世界，民主政治的诞生通常要经历僭主政治这样一个扶植工 商、抑制贵族的前奏。梭伦面对的那种危机，在其他城邦多半会导致僭政的产生（同样 的危机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将科林斯、阿各斯、西息温等邦推上僭政之路）；雅典国内也 有人劝梭伦作僭主，梭伦在麦加拉战争中的卓越战功和崇高威望，也使他完全有可能利 用社会的紊乱将仲裁权力转化为独裁。可以说，只是梭伦的个人因素，因而也是偶然因 素（中庸的人格和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才推迟了雅典僭主的出现，而促成民主政治的早 产。
    因此，梭伦是在工商业尚未为民主政治奠定足够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提 前启动了雅典的民主进程。梭伦鼓励工商的政策表明他在本能地为新政权培基固土，只 是在当时迟迟得不到安定的环境，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新政权的财阀倾向又使它失去 下层工商业者的支持。而作为诗人的梭伦，他的理想主义气质使他以谦谦君子之心揣度 芸芸众生之腹，幻想通过一纸法令就可以让国人各安其是。于是，一旦将改革方案付诸 文字，他便以大功告成的姿态飘然离任，而把改革的具体实施和僭主的名号都一并留给 了庇西特拉图。梭伦去职之后，上层工商业者无法阻止来自传统贵族和下层民众两个方 面的分离倾向，城邦再度陷入纷争局面。复归的时势呼吁一个新的“梭伦”，不是作为 诗人和立法者的梭伦，而是带有卫队的“梭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