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梭伦去职之后不久，党争的纷扰旋踵而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参与党争的派别 有三，即所谓“山地派”、“海岸派”和“平原派”，名称来自各派成员的所在地。但 对这些地区的具体所指存在分歧，亚氏把山地派称为“狄亚克里奥伊”（Diakrioi），意 为“来自狄亚克里亚（Diakria）的人们”[2]，在潘狄昂诸子瓜分阿提卡的传说中，“狄 亚克里亚”系指阿提卡东北部山地；但希罗多德称此派为“许佩拉克里奥伊”（Hyperak rioi），[3]意为“山那边的人”。“山那边”当指从雅典卫城向外看去，为伊米托斯山 所遮掩的那部分地区。海岸派所在的帕拉利亚，在上述传说中指的是阿提卡的东南部， 即苏尼乌姆海角的两侧，在修昔底德那里，这块地方也称帕拉洛斯；另一方面，克里斯 提尼重划部落时，帕拉利亚指除雅典城直接邻近地区外，从麦加拉边境到彼奥提亚边境 的整个沿海地区。平原派（Pediakoi）中的平原同样是不明确的，它可能指雅典城周的中 央平原，也可能指伊米托斯山那边的东部平原。
    山地派的两个名称，不可能都是原名，希罗多德的“许佩拉克里奥伊”可能是正确的 ，他是我们最早的见证人。如果他的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在解释为何会出现“狄亚克里 奥伊”的别名时就容易多了。因为这是人们更为熟悉的名称：庇西特拉图的出生地布饶 戎（Brauron）就在狄亚克里亚的南端，[10]而且狄亚克里亚和帕拉利亚一起出现在潘狄 昂的传说中。反之，如果狄亚克里奥伊是原名，那就很难解释希罗多德为何要给予不同 说法。山地派，既然指“山那边的人”，这就决定了其他两派的位置，它们一定指从雅 典卫城可以看得到的地区；平原派指的是与雅典城北部直接相连的大平原，其领袖来库 古（Lykourgos）出自其中的布塔达（Boutadai）德谟；[11]（P348）海岸派指的是与雅典城 南部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带，其领袖阿尔克墨嗡（Alkmeonidai）家族也来自这一地区。[12 ]（P53）
    自然，各派的名称仅指示其核心成员的居聚地。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各派的政治倾 向可以推定：“平原派”主要指那些在平原地区（未必仅限于中央平原）拥有土地的雅典 土著居民（相对于晚近的外来移民而言），从这里产生了雅典的传统贵族，它是形成保守 势力的堡垒，其中的小农则是贵族权力的当然追随者。他们在梭伦改革中不得不出让部 分权力，但实力并没有受损，在时局动荡的岁月里，愈发怀念昔日的无限风光，其政纲 是恢复刚刚逝去的贵族政治。“山地派”主要指偏远山区的贫苦农民，他们曾对梭伦改 革寄予厚望，希望重分土地的要求能得到满足，因而改革的结果让他们倍感失望；他们 也是梭伦后期诗作中斥为“贪得无厌”的那类人，因为身处闭塞和目光狭隘，极易接受 要求改变现存秩序的煽动，成为极端不满者的政治大本营。[3]在他们之外还汇合了两 类人，即“因失去债权而贫困的人和因血统不纯而担忧的人”。[2]其中“血统不纯” 者系指较晚迁入雅典、尚未在阿提卡取得胞族族籍的根基不稳的工商业者。该派人数众 多而地位低下，其领袖庇西特拉图有“民众支持者”（demotikotatos）之称；[13]海岸 派主要指那些聚居沿海地带、因经营工商业而致富的人，他们是梭伦式民主的社会基础 ，是梭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代表着维持现状的力量，既不想走得更远，像山地派那样 ；更不想倒转车轮往回走，像平原派那样，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他们的政纲称之为“中间 路线”。
    党争的最后结果是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僭主政治，它本应在梭伦时代就出现 了。相似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与梭伦仲裁政治的异曲同工：它们都建立在社会冲突难解 难分的基础之上。庇西特拉图并没有触动梭伦宪制，只是在这之外加上梭伦所不曾有的 政治铁腕，因而也就实现了梭伦所不曾有的社会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了梭伦改革。
    首先，梭伦确立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得到他以身垂范的维护。他曾亲自出庭为自己的谋 杀罪名辩护[14]--尽管这种行为在僭政背景下只具有象征意味。在他的统治下，公民 大会继续召开，400人议事会仍负责为公民大会草拟议程；议事会大厅还得以扩建，普 通民众更习惯于到法庭申诉；执政官和其他公职的选举活动也照常进行。梭伦改革已经 处理好了贵族特权问题，并为日常行政提供了最新式的机构和形式主义的程序，庇氏则 让现存的法律与制度不动，仅仅注意使自己的亲信选进政权机构。
    其次，梭伦鼓励工商业的政策在庇氏这里得到了外交上的延伸。他以武力征服了那喀 索斯（注：希罗多德认为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至少需要100艘战舰（Herodotus.I,64;V, 31））；在赫勒斯滂，西吉昂（Sigeion）失而复得，[3]加上老米泰雅德占据切尔松尼斯（ 注：没有庇氏的同意甚至帮助，米氏不可能入主此地。尽管后来当米氏家族成为民主时 代的领袖时，他们把此事虚饰成老米泰雅德不与僭政合作的自我流放。），雅典基本控 制了前往黑海和南俄的通道；庇氏主持了清祗提洛岛圣地的仪式，说明他已经控制了爱 琴海的这个古老的商业和宗教中心。庇氏事实上开了日后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 和伯里克利的海上扩张政策的先河。与此同时，他发行了将流通500年而不衰的“枭鸟 币”，整饬市场，架设输水管道为城市提供稳定的水源供应，大兴土木，系统开采劳里 温银矿，还以贷款扶植小农的园艺业生产。庇氏的工商政策卓有成效，其标志是当时的 阿提卡彩绘陶器行销地中海各地，到处排挤着科林斯陶瓶。其上所绘画面见证了雅典手 工行业的极其多样性。[15]（P408）一般认为，真正的城市也是在僭政期间出现的，它为 工商业者提供了固定而集中的活动空间，上层工商业者的“海岸派”变成了“城镇派” 。
    再次，梭伦培植公民精神的努力在庇氏时代得到了宗教层面的支持，他鼓励全国性崇 拜，通过雅典娜大庆典，鼓励崇拜雅典娜女神，在狄奥尼索斯祭日引进了悲剧合唱队的 竞赛活动。狄奥尼索斯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神祗，不为某个贵族家族所独占，雅典娜则 是城邦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保护神。
    最后，梭伦对贵族政治的制度性颠覆在庇氏这里发展为赤裸裸的放逐与暗杀。僭主政 治首先是对贵族政治的反动，对僭政的威胁也主要来自强有力的贵族人物。因此，在策 略性笼络的同时，庇氏始终不忘对他们的防范与镇压，与西蒙的关系就说明了这一点。 西蒙曾与庇氏有过争吵，公元前536年，当他在奥林匹亚赛会上首次取胜时，还在流放 中。公元前532年他让人以庇氏的名义而不以自己的名义，再次宣布竞技获胜，由此与 庇氏取得谅解，重返雅典。公元前528年西蒙第3次获胜，不久被暗杀于暮色苍茫之中。 庇氏的许多反对者都遭放逐，留下的必须交出人质送那喀索斯岛的吕格达弥斯处监管。 僭政对贵族的打击不可谓不沉重，僭政结束后仅3年，民主政体在雅典最后确立了。
    梭伦是在相关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况下将雅典提前推入民主进程的快车道；反过来为其 全面“补课”的却是此时的庇西特拉图。庇氏在“僭政”外衣下的民主之功，不容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