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观念，即各种有关帝王的理论、思想、心理、情感、态度、信仰的总和。各种帝王论，即思想家有关君主的政治思维，则是理论化、个性化、典型化的帝王观念。
    在中国古代，帝王是全社会政治认识的主要对象。著名思想家普遍把帝王论作为其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在人们的心目中，君主制度亦即国家制度，为君之道亦即治国之道。与此相应，帝王观念形成具备论证、规范、制约、评价等多种政治功能的完整的文化体系。其主要文化要素可以分割为四个相对独立、相互沟通的组成部分，即君权观念、设君之道、为君之道、道高于君。（注：本文若干思路和论点的深入分析与事实依据，参见拙著《中国帝王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本文以民本思想为主要例证，揭示由此而形成的特定的理论结构和文化范式。
    一、“君为民主”与囊括各种社会权威的君主权势观念
    权势观念是帝王观念的主要构成之一。在帝王观念的四大类文化要素中，它最先形成完整的意蕴、系统的理论，并成为整个帝王观念体系的纲领和基本前提。
    研究帝王权势观念可以从不同层次、角度入手。本文着重分析各种君主称谓的意蕴。君主称谓是最具概括性、形象性的有关帝王权势的文化符号。它们实际上都是全社会给“帝王”下的定义。
    中国古代的君主称谓大体可以分为五类：宗法称谓、权势称谓、神化称谓、圣化称谓和礼仪称谓。其中宗法称谓主要标示君主的宗法权力；权势称谓主要标示君主的政治权力；神化称谓主要标示君主对神权的操持；圣化称谓主要标示君主的功德、睿智和教化权力。它们分别代表着中国古代王权的四个主要来源和组成部分。礼仪称谓则与各种尊君卑臣的礼仪制度息息相关。这些称谓绝大多数产生于先秦，定型于秦汉，一直沿用到近代。
    夏朝之“后”，就其本义而言，是一个宗法称谓。属于宗法称谓的还有标示家国一体的“君宗”、标示宗主身份的“宗子”、以父拟君的“君父”等。其最基本的文化意义是：家国一体，君父一体，王者为天下宗主。即《尚书·洪范》所说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商朝之“王”，就其本义而言，是一个权势称谓。属于权势称谓的还有标示惟我独尊的“一人”、标示无上等级的“元首”（太上、至尊）、标示主宰者的“民主”（御、主、人主、臣主、人君、君人者）、标示号令者的“君”、标示行政权的“政长”（官、令、长、正）、标示立法权的“皇极”、标示刑赏大权的“辟”、标示军赋权的“万乘”、标示君国一体的“国家”（天下、社稷、宗庙、县官、京师、官家、天家、一家）等。其最基本的文化意义是：天下之大，帝王独尊，王权至上，即“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礼记·中庸》），“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
    周朝之“天子”，就其本义而言，是一个神化称谓。属于神化称谓的还有皇、帝、天、天王、太阳（日、六龙、六飞）、乾、九五之尊、宸极、龙（真龙天子）、凤等。其最基本的文化意义是：君权天赋，帝王神圣，独断乾纲。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秦朝之“皇帝”，就其主要意义而言，是一个圣化称谓。属于圣化称谓的还有标示教化权力的“君师”、标示道德化身的“君子”、标示高贵完美的“大人”、标示至善至智的“圣人”、标示至神至圣的“宗极”等。其最基本的文化意义是：君主圣明，与道同体，功德无量，教化臣民。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
    “皇帝”又是与名号制度有关的礼仪称谓。属于礼仪称谓的还有与宫廷制度有关的“大家”（宅家、官里、老爷子）、与卤簿制度有关的“皇舆”（乘舆、车驾等）、与冠冕制度有关的“衮衣”、与朝贺制度有关的“万岁”、与避讳制度有关的“陛下”（执事）、与陵寝制度有关的“山陵”、与宗庙制度有关的“庙”（祖、宗）等。其主要功能旨在“尊君抑臣”（《史记·礼书》）。
    从夏之“后”、商之“王”、周之“天子”，到秦之“皇帝”，最高统治者正式尊号的演变是帝王权势观念发展过程的生动写照。皇帝称谓将各种君权观念整合在一起，它既可以与后、王、天子以及皇、帝、陛下等其他君主称谓并用，又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正号而凌驾于一切君主称谓之上，从而将君权至上观念发展到极致。
    一般说来，与各种称谓相关的君权观念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如果说人们的君权观念有什么差别的话，也只是在宗法、权势、神化、圣化等四种君权观念要素中更突出某一些成分而已。这些称谓还成为思想家经常使用的政治概念，其所负载的政治文化意义因而上升到理论层面。以三代的“元后作民父母”和孔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核心，还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大一统”论。儒、法、道、墨等主要的政治思想流派都为“大一统”论做出了各自的理论贡献。这一套观念与理论将各种社会权威凝聚于帝王一身，其基本导向是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