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为民立君”与理论化的设君之道
    君主制度由何而来，因何而设？这个问题涉及到帝王观念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人们称这一类理论为“设君之道”。
    如果说帝王权势观念侧重描绘“是什么”，那么设君之道主要回答“为什么”。各种关于设君之道的具体观点大体可分为四组，并分别回答不同层面的问题。
    第一组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君主制度的终极依据。主要有神立君说、天立君说、道立君说、自然立君说等。
    神立君说产生最早，影响也最为广泛。其中墨家堪为典型。在墨子看来，政长体系由“上帝鬼神”设立，王是上帝“福之使立为天子”（《墨子·尚同中》）。儒家是天立君说的典型。孟子等反复论证《尚书》的“天作君师”说，使之成为影响最大的理论命题。道家是道立君说的创造者。《老子·六十二章》提出“立天子，置三卿”的依据是道，君主制度是道的派生物。阴阳家、法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如《管子·四时》认为“道生德，德生正（政）”。《韩非子·扬权》认为，“道无双，故曰一”，这就注定了人类必然实行一而不二、君臣有别的政治制度。从此以后，一切认同“大道为本”的思想家都持依据道义立君说。“天道自然”或“道法自然”，于是许多儒家、道家、法家以及玄学、道教思想家又以“自然之理”论证君主制度的合理性。《周易》认为君臣政治制度本于自然，“天尊地卑”是贵贱等级的法象。这些论点广为引证，可以称之为自然立君说。
    这组观点的共同特点是：认为君主制度的本源和依据来自某种超然于人类的力量，或是上帝天神，或是天道物理，或是自然法则。简言之，君主制度是宇宙普遍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它的产生和存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为君主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提供了哲学依据。
    第二组试图从人类社会的内部寻找君主制度产生的根源。主要有宗法立君说、为养民立君说、为止争立君说、为教化立君说、为公利立君说等。
    为什么人类社会必须实行君主制度？君主制度的职能是什么？这是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思路是：立君的目的是为了养育教化民众、制止社会纷争、维护公众利益。自三代以来，上帝做君做师以治理百姓、教化民性是获得广泛认同的设君之道。老子的立天子教化“不善之人”说、孔子的立君利民说、墨子的立政长尚同说、慎子的立君维护正义说、商鞅的立君制止纷争说、荀子的圣人“化性起伪”说、《吕氏春秋》的立君为天下说、韩非的立法利民说，以及董仲舒的“天立王以成民性”说、朱熹的立君师“以复其性”说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论点。“天佑助下民，为立君以政之，为立师以教之”，“众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尚书正义·泰誓》）这些说法的影响也极其广泛。一般说来，天下为公，立君为民，是中国古代公认的设君之道。就连隋炀帝、唐太宗、清雍正帝等许多皇帝也有所阐述。
    这组观点的共同特点是：着重从人类社会内部矛盾和维护社会秩序需要的角度，论证君主制度的职能，认为君主制度是人情事理使然，君主是社会正义和秩序的化身。
    第三组主要回答君主制度的历史起点问题。有历史进化说、与天同生说等。
    《墨子·尚同》、《商君书·开塞》、《吕氏春秋·贵公》都认为，君立制度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许多著名思想家赞成这种说法。还有许多人认为君主与天地同生。其根据是：天、道、理等宇宙本体本身就内蕴着伦理、等级等社会法则，开天辟地之初，甚至天地未生之前，君主制度或君臣之理已然存在。例如，孔颖达认为，礼产生于“天地未分之前”，因此“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后，即应有君臣治国”。（《礼记正义》卷首）朱熹认为，“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朱子语类》卷95），因此君主制度与人类社会共生同在，经轮回，历千古，永恒不灭。
    第四组主要回答谁是创立君主制度的主体问题。有圣人立君说、强者自立说、众立君说等。
    绝大多数人持圣人立君说，其基本思路是：圣人遵循大道，法象天地，创造文明。君主制度则是圣人为拯救人类、化冶人性、建立秩序而进行的一系列创造中最重要的一项。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这种观点很常见。
    中国古代所有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都提出过各自的设君之道。这些理论千姿百态，各有特点。一般说来，每一种严整的设君之道都包含四个层次的内容，即在上述四组问题中各选一个或几个观点，然后按照一定的思维方式加以排列组合。这就从宇宙法则、社会需要、历史演变和文化主体等四个角度，全面地回答了立君的根由。程颐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河南程氏经说·春秋传序》）这就把天立君说、道立君说、圣人立君说、为止争立君说、为养民立君说、为教化立君说交织在一起，即立君的主体是天、道、圣，立君的目的是养育民众。有了圣王，才有了社会文明。有了君主制度，民众才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在纷纭多变的理论现象和错综复杂的文化观念中，不难发现一种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取向：人们普遍认为君主制度是圣人体察天道、人情而设立的。天、道、圣是古代文化尊奉的三大绝对权威。人情事理又令人们感到事实胜于雄辩。正是这四种权威性证据的结合，铸就了历经数千年而难以动摇的信仰：君主制度是正义的，治权在君是合理的，君主是政治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