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高于君是有关道与君的关系的思辨成果。它是帝王观念的有机构成之一。孔子主张“以道事君”，孟子提倡“格君心之非”，荀子明确提出“从道不从君”。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也有类似的观点。就连鼓吹强化君权的韩非也曾谆谆告诫君主要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他主张君主“因道全法”、“以道正己”，否则“天子失道，诸侯伐之”。（注：参见《韩非子》的《初见秦》、《大体》、《观行》及《难四》等篇。）大量事实证明：道高于君是中国古代群体性的政治信条，它并不专属于一家一派。
    道高于君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罪君色彩的命题。历代忠臣义士都曾高举道义的旗帜，与暴君暴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们动辄称君主为“无道”、“桀纣”、“昏君”、“残主”、“暴虐”乃至“独夫”、“民贼”、“强盗”、“禽兽”。就连《韩非子》之类的著作也指斥一批背离道的君主为“无道之君”。
    一般说来，这种罪君观念并不意味着否定君主制度。道高于君这个命题本身就是把道与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道，指一般原则；君，指具体君主。所谓道高于君即君主制度的一般原则凌驾于现实中的一切君主。这个思路必然形成一而二，二而一的理论结构：“有道理想”与“道高于君”。如果说有道理想着重论证君主制度的合理性、绝对性，那么道高于君则着重论证君主的行为规范及其权位的相对性。就主要政治功能而言，天下有道的政治信仰势必导向皈依王权，憧憬圣王；而道高于君的政治信条则势必导向规范王权，抨击暴君。显而易见，以道罪君是由以道尊君中派生出来的。道与君主制度相合是本质，道与具体君主相分是现象。无论维护道义的士人与时君、时政有多大冲突，都不具有在理论上否定君主制度的意义。维护道统的士人必定是君主制度的同路人。这就是历代统治者尊奉道统的化身--孔老夫子及其传人为圣为师的根本原因。道高于君这个命题是“尊君--罪君”理论结构的典型代表。
    五、“尊君--罪君”理论结构的普遍性
    实际上，道是君主制度基本政治原则的高度概括。君权观念、设君之道、为君之道、道高于君等帝王观念的四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的关系。因此，有关道的思维逻辑在各种政治调节理论中具有普遍意义。
    以着重讨论君民关系的儒家民本论为例，它将帝王观念的四组文化要素融为一体，形成特定的理论结构。帝王有何权力？民本论认定帝王犹如父母，是民之主。为什么治权在君？民本论答以立君为民，帝王“代天牧民”。何以为君？民本论宣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主张帝王“以民为本”、“政在养民”。如何评判帝王？民本论认为重民则为有道明主，虐民则为无道昏君。君无道则可以革他的命而另立新君。这就分别解答了帝王观念的重大问题。其中君为民主、天赋君权以尊崇君权为主要导向，着重论证君主制度的绝对性和治权在君的合理性；以民为本、虐民无道以规范君权为主要导向，着重论证君权有限定、有制约、有条件。然而它们之间又可以相通。既然帝王为民父母，他就必须关爱民众，既然立君为民，他就必须养育庶民，否则他就辜负天命，违背道义，失去了为君的条件。这样一来，尊君观念可以导出了罪君观念。要确保“以民为本”，必须有一位有道之君，要实现“天下有道”，必须有一位圣王。有必要时可以 以推翻暴君的方式，另立新君来为民做主。这样一来，罪君的观念又可以导出尊君的观 念。显而易见，民本论有一个“君为民主--民为国本”的理论结构。
    由民本论的特点不难发现：帝王观念的各种文化要素依其主要功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论证君主为主，另一类以规范君主为主。论证君主与规范君主是同一文化体系的两个基础构件，它们一而二，二而一，相辅相成，互依互证，无法完全分割开来。尽管两类文化要素的基本导向都是维护君主制度，但各种规范君主的文化要素毕竟为君权的存续与行使设定了条件与范围，进而为制约乃至非议君主提供了尺度。如果说论证君主的主要功能是尊君，那么规范君主则有罪君的导向。当尊君观念与罪君观念出自同一文化体系时，它们就共同构成了这一文化体系最基本的结构与功能。“尊君--罪君”是帝王观念诸要素相互组合的基本方式。
    一般说来，各种政治调节理论均由若干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功能有异、取向一致的组合命题构成，并形成与民本论类似的理论结构。诸如道统论以“道中有君--道高于君”为基本结构，革命论以“天命--革命”为基本结构，公天下论以“以一人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为基本结构，君臣一体论以“君主--臣辅”为基本结构，法治论以“君主立法--法为天下之法”为基本结构，礼治论以“以礼治人--以礼治己”为基本结构，谏议论以“独断--兼听”为基本结构等。
    各种与帝王观念相关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一方面认为君权是有条件、有限定的，另一方面又把希望最终寄托在君王圣明之上。历代著名思想家都没有能从这个政治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
    以清初的黄宗羲、唐甄为例，黄宗羲斥责三代以降“君为天下之大害”，唐甄痛骂“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他们都是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但是，黄宗羲的基本主张是：立君为天下，帝王养万民。君主应有“王者之心”，像三代圣王一样大公无私，立“天下之法”，使“民养于上”。唐甄则说“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注：参见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破邪论》和唐甄的《潜书》。）实际上，他们的思路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