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君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就应当否定治权在君；看到治世少，乱君多，乃至君为大害、帝王皆贼，就应当摒弃君主制度。然而除少数无君论者外，历代思想家的政治思维总是沿着两条看似自相矛盾的思路展开：一方面把各种权威奉献给圣王、君主，树立起一种理想化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又为这个权威设置了极严格的规范，还往往对其进行激烈的抨击乃至斥之为罪恶。
    唐甄说：“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潜书·鲜君》）其实这个思路至迟可以追溯到《尚书》、《诗经》。朱熹阐释孔子的思想，凝练百家的君为政本论，提出“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论语集注·子路》），其实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路与命题组合。惟君是瞻，可以称之为“尊君”；惟君是责，可以称之为“罪君”。乍看去似乎水火不相容的“尊君”与“罪君”，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反而相辅相成，形成一种自我圆融的理论结构，这岂不是一种最奇特、最典型的组合命题吗？笔者将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称之为“尊君--罪君”文化范式。
    六、基本结论与若干思考
    “尊君--罪君”文化范式和理论结构的广泛存在提示人们：严格地说，在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中，既没有一味鼓吹绝对君权的人，也没有步入民主范畴的人。以尊君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家都在理论上为君权设定了存在条件、活动范围和行为规范，并据此对不合格的君主进行过激烈的抨击。因此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找不到无条件尊崇君权的思想家。以罪君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家，除无君论者外，都认同由一人执掌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和圣化的政治权威。他们不仅从来没有提出过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反而在抨击暴君暴政的基础上设计理想化的“圣王之道”。所谓圣王之道又以治权在君作为一般法则。这就无法将他们的理论体系归入民主范畴。仅就基本前提和思维方式而言，在尊君与罪君问题上，各类思想家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所谓绝对君权论者和相对君权论者也仅是比较而言，不能将其绝对化。这就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笔者专注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十有余年，悟出一个道理：中国古代政治思维以及相关的帝王论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批判性，甚至达到将制约君权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乃至哲理化的地步。一般说来，古代文献中的“内圣外王”、“天下为公”、“天下之法”、“革故鼎新”、“民惟邦本”、“民贵君轻”、“载舟覆舟”、“君臣师友”、“广开言路”、“兼听则明”、“以道事君”、“抗君之命”等，都有其特定的思维逻辑和具体的历史内容。它们都不具备民治理念，都可以被统治思想所包容，甚至可以说它们共同构成帝王观念的核心内容与理论基础。因此，当看到这些说法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下“反专制”或“民主”的断语。这些思想对历代王朝的统治方略、施政原则及实际政治过程有深刻的影响。从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如果把统治者的有关言行统统简单地斥为“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招摇撞骗和“挂金字招牌”式的粉饰统治，是无法合理地解释中国古代史上许多重大政治现象和思想现象的。
    一般说来，主张治权在君的中国古代政治思维属于专制主义范畴，它与现代民主思想体系在若干基本点上是相悖的。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政治思维很不简单，其现实的态度、缜密的构思、周详的规范、精巧的设计和理性的关切，在世界古代史上无人可与匹敌。在总体上，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所包含的理性成分之多、所体现的批判精神之强、所容许的调整维度之大，都超过古代地中海地区一度存在的相当粗糙的“民主思想”。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其有效维护政治安定、保持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文明进程的能力也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古代文明。在中世纪，中华文明的发展程度更是无人可望其项背，而它的政治基础恰恰是中华帝制及其政治思维。如何合理地解释、全面地评价这种历史现象？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中国古代的政治发展曾一度创造辉煌。与此相应，在帝王观念中，规范、制约、调整君权的思想极其丰富，政治批判色彩相当浓烈。有些政治调节思想还逐步政策化乃至制度化，成为中华帝制的重要构成之一。这表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政治理论体系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具有普遍价值的政治思维。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关照得不够，因而对尊君的思想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对罪君的思想更是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在今后的研究中，这是需要改进的。
    笔者主张：在坚定不移地继续清除各种专制主义流弊的同时，有必要更加客观、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精致之处及其历史合理性，并给予相应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