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文明新传统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大致在19世纪60-70年代期间，当差不多同时、但分别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那场“双元革命”（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提法，他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结合，在1789-1848年间引发了人类历史上自农业、冶金术、文字和城邦发明以来的最伟大的变革，现代文明即由此滥觞--“没有它们（双元革命），现代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而且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3]。）在西欧北美产生的社会效应尘埃落定的时候，现代文明就初告成形了--1867年英国《议会法》的颁布，70年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1865年美国北方赢得内战的胜利，分别是英、法、美三国工业社会确立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共同作为现代文明诞生的信号。但由于这个新文明具有异乎寻常的普世性，它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亦即在它尚处于胚胎状态的时候，就开始由其发祥地向周边地区扩散，而及至其基本成形时，这种扩散便已具备了全球性的规模。
    在现代文明的这一段早期扩散史中，有两个事实非常醒目。首先是这一扩散进程到处都所向披靡，显示出现代化自始就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19世纪中后期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事变进程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因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的传统文明而一贯夜郎自大，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失败后才不得不放下架子开始学一点现代文明。但中国最初的“现代化”尝试--洋务运动，不过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它遵循的是“中体西用”的思维方式，根本目的还是要维护当时中国腐败的前现代统治秩序，实际上仍在愚蠢地抵制现代化，结果虽然拥有了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中国还是在1895年被自己一直瞧不起的“小日本”打败于海上，并随之无可奈何地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盘剥、瓜分的对象。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由弱变强，则大约是其政治权威的相对多元和文化传统的相对贫弱这些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其更易于接受现代文明的缘故。结果，在面临被西方殖民地化的危险的时候，日本人的回应就不是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而是一场观照相对比较全面的“明治维新”（1868）--既要在经济上“上下一心、大展经伦”（即大兴资本主义工商业），也要在社会文化上“求知识于世界”、“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即坚持理性化思维），还要在政治上“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显然是一种民主制，尽管当时那还只是一种贵族民主制）。人们知道，推动维新派人士奋力推翻德川幕府腐朽统治的，正是这一套现代性的理念；也正是这一套理念，指引着他们建立了一个理性化水平相对比较高的国家。（注：19世纪中后期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对现代文明的回应方式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如泰国国王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父子以比较彻底的姿态接纳现代文明，既注意学习先进科技也注意学习自由思想，在改革中做出了诸如废除封建贸易垄断制、废除奴隶制和农奴制之类的大手笔，因而能够比较有效地保障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另一方面，缅甸雍籍牙王朝曼同王和伊朗宰相塔吉汗同时期的改革则保守得多，基本上只着眼于技术的层面，不敢触动贵族阶层的利益，终致一事无成，两国很快便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第二个显见的事实，便是现代文明的早期扩散常常和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活动紧密相连。殖民主义是强盗行径，但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因为它从来就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它曾经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杠杆之一，后来也长期充当过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稳定可靠、有利可图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那正是资本主义须臾不能没有的东西），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但同时也应看到，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侵略具有一种善恶交织的两重性（注：马克思在评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历史意义时，就很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尽管他谈得并不全面，因为他只看到了英国殖民统治在为印度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的作用，而尚未认识到这种殖民统治客观上还有促进印度民族独立自强意识觉醒的作用。[4]）：它一方面给东方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另一方面也自觉不自觉地给东方带来了大量现代性因素，这些现代性因素不仅启动了东方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的瓦解进程，而且还促发过东方各民族独立自强意识的觉醒，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本着这种民族主义意识进行的反抗斗争，往往也能够迫使西方殖民者作出某种让步或改良，这客观上又是在推动整个现代文明的优化升级。印度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很突出的例子：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爆发，是和殖民者带来的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在印度的传播及其引起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密切相关的，而英国后来以比较温和的内阁取代残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管辖印度事务，印度土著的一些上层分子也被吸纳进统治集团[5]，则说明殖民统治者对印度人民的权益毕竟还是多了些尊重。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忽视殖民主义所固有的反现代性的“前现代”本质，那就是它热衷于对领土和势力范围的争夺，而且赤裸裸地拿强权当公理，是一种公然践踏弱小民族平等权利的“超经济强制”。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殖民主义无论有着怎样的历史必要性或善恶两重性，归根结底还是无法和现代文明相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