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史几乎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普通话”，其余各专门史则有些像各地的“方言”，要保全自身也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近年的趋向则相反，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入其他专门史的“方言”风味。在近年中国大陆处于上升地位的各专门史中，思想史是其中之一（注：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现象，因为思想史在西方已呈明显的衰落趋势，海峡对岸也开始出现类似的走向；而近年较多致力于“与国际接轨”的大陆学界，却表现出与西方相异的发展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过去政治史独大现象的反作用力所促成。）。而思想史应当怎样研究，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注：大陆学者中葛兆光可为一个代表，其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000年）的长篇“导论”皆着重讨论“思想史的写法”。海外学者中王汎森最近也有连续的论述，参见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北）14卷4期（2003年12月）；“思想史研究的反思”，四川大学喜马拉雅讲座，2004年9月15日。）。多数人似乎希望思想史的研究更开放而非更封闭，蒙文通先生对此亦早有论述和实践。
    蒙先生治史最重通识，所谓通识，涵盖今人所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由纵的一面言，蒙先生尝据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提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而史学“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更要能“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不明乎此，则执一道以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惑也”。总之，“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然后可以做到“言古必及今”而“言今必自古”（注：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年，1、6页；《中国史学史》，收入《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254-255页。）。
    在横的方面，蒙先生的名言是“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同一时代之事，必有其“一贯而不可分离者”。他一向以为，中国历代“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故唐代古文运动之兴起，也因为“有天宝、大历以来之新经学、新史学、新哲学，而后有此新文学”（注：参见蒙文通：《经史抉原·评〈学史散篇〉》，403页；《经史抉原·中国史学史》，222页。）。换言之，同一时代的思想学术是相通的。这里所谓相通，既有学术、思想观念之间相互支持的一面，也包括其间的对立、冲突和竞争。
    或者可以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和“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二语，形象地代表了蒙先生提倡的前后左右治史方法（注：我于1995年秋在四川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曾以此二语从纵横两面简述蒙先生的治史取向，当时听讲者中似不乏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该文后以《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跨世纪开放型新史学》为题刊发于《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2期），蒙先生曾长期执教于四川大学，然拙文的相关内容似未引起该校历史系学生的关注。）。近人欧阳竟无曾说，他读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后遇沈曾植，指点其“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欧阳氏归而觅俱舍前后左右之书读之，三月乃灿然明俱舍之意。蒙先生尝以此为例，强调读书当“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注：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3页。）。这样的读书方法其实也就是蒙先生治史的一个主要特点，不过其探讨史事的“前后左右”往往远更宽广。
    中国治学传统本推重广博，有“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说法。汉代儒家“定于一尊”后虽有排斥“异学”的倾向，似未从根本上影响到崇尚淹博的学风。王安石便注意到，蜀人扬雄虽曾表示“不好非圣人之书”，其实他对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尤其传世之经书不全，若仅“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王氏自己也是“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注：按王安石说扬雄“不好非圣人之书”，大概是指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所说的“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