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同一时代的不同思想学术观念之间，既有相互支持的一面，也有对立、冲突和竞争的一面，两者从不同侧面共同体现着事物的“相通”之处。蒙先生曾说：“先秦诸子号称百家，……就实际论，主要者只儒、道、墨、法四家而已。各家都起自战国时期，在长期并存的岁月里，彼此之间不断的斗争、辨难。及至战国晚期，各家在长期斗争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都改变了其原始的面貌。”[13]（201页）这是一个重要的睿见，通常讲到思想斗争，多强调其对立的面相，而辩难冲突过程中竞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并且因斗争的结果而“改变其原始的面貌”，却往往被忽视。
    一方面，蒙先生指出，儒家在汉代“能战胜百家而取得独尊地位，当然绝不偶然”，首先“应当到当时儒家--主要是今文学家的思想内容中去找原因”[5]（16页）。另一方面，考察特定思想流派对立一方的言论，亦必有所得。如王国维所说：“周秦诸子之说，虽若时与儒家相反对，然欲知儒家之价值，非尽知其反对诸家之说不可。”[14]这仍是说，任何一家学说思想都是并存而竞争中的众家之一，要了解特定一家的思想，就需要尽量多读其前后左右之书。研究者具体怎样“论世”可以千差万别，但基本指向一条从作品之外认识作者立意的路径（注：如在研讨近代“国学”之时，如果把“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看作两个“社群”，则从社会角度考察前者怎样因应后者的冲击、怎样调整和确立自身的学科认同，以及“国学”作为一个类型或门类的学问怎样为社会所认知，学人自身怎样看待其研究对象等面相，都可以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国学”的信息，这些信息又反过来增进我们对特定时代所谓“国学”的理解。在看到民初一些本不承认“国学”是“学”的趋新学人却把相当数量和类型的人排除在“国学”范围之外时，对他们与“国学”相关的复杂心态自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第8章）。另一方面，以西学为蓝本的新学术在中国的成长发展历程中又时时与“国学”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当然也包括相互竞争，导致我们今日学术研究中产生相当一些“中国特色”，也是非常值得探索的现象。）。
    二、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
    蒙先生在论及二千多年来孔子在中国社会的尊崇地位时说，在“这二千多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剧烈”。从汉代到清代，学派相当歧异，“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人，所认识的孔子各不相同”。然而他们“却都各认为自己所讲的才得孔子之真”。只有“摆脱一切学派的圈子”，从历史的变化上“寻根溯源，区别出一切学派系统，结合时代深入探讨”，特别注重“在某一时期，什么样人排斥孔子，又是什么样人推尊孔子”，才有助于“对孔子的理解”。这样“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学术演变上来看孔子”，也才可能“真正正确估价孔子”[13]（157页）。
    这一观念大致可见“古史辨”的影响。《古史辨》第一册刚出来，傅斯年就看到，梳理历史表述的演变，不仅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被表述者的真相，还可从怎样表述及何以如此表述中看到关于表述者本身的历史“真相”（注：关于“古史辨”在这方面的方法论意义和影响，我将另文探讨。）；所以他建议顾颉刚研究历代孔子形象这一“观念”的演变过程，以成“一个中国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镜”，并借此了解历代立言者的心态，即“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15]（448-449页）。顾颉刚对此心领神会，他在1926年收信后即提出：“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16]
    故蒙先生关于各学派“所认识的孔子各不相同”并非新说，但他进而有意识地考察特定时期“什么样人排斥孔子，又是什么样人推尊孔子”，便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提升了从作品外认识作者的取向。傅斯年留学期间的笔记中有一条论及汉代经学，认为当时经学的“家法之争，既是饭碗问题，又涉政治”，也体现了类似的思路（注：傅斯年留学期间（1919-1926年）笔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档号Ⅰ：433。承王汎森所长惠允使用，谨此致谢。）。钱锺书曾据“孔子言道亦有‘命’”之说指出：道之“昌明湮晦，莫非事与迹”[17]，无意中也提示着从“哲学思想”之外观察的取径。他们的看法与蒙先生相类，大体皆可说源自孟子的“论世知人”法。
    章太炎在清季观察到，一些国人初因己国学问不能退虏、送穷而贱视之，以为不足道；后见外国也有欣赏中国学术者，遂转而以为本国学说可贵。他针对这一现象指出：“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注：按本书是陈平原先生据泰东书局本《章太炎的白话文》斟酌损益而编成的。）[18]这当然是所谓“学者”应有的基本立场，即学问的价值不因其社会受众的一时多寡而定。但反过来看，任何学说、思想都处于具体的社会之中，某种学说在特定时空之内的社会反响，其是否及怎样为社会（或学界本身）所重或所轻，同样表现出与此学问直接相关的消息。
    顾颉刚便认为，把读书人“历来各派冲突的话记出，也是社会史的一部分”，他曾有意就此做一部“文人相非考”（注：参见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368页。）。可惜顾先生太忙，而他想做的事又太多，此文终无暇做出，否则“古史辨”学派的影响当更上层楼。实际上，“古史辨”学派的一个弱点，可能就是轻视了他们中一些人已隐约意识到的从社会视角考察学术的取径；致使他们在疑古之时，常常忽略古代学术的产生方式这一社会背景，而聚讼于某书是否为某人某时所作。
    傅斯年较早就提醒顾颉刚，辨古史当注重“古书”。他说：“例如《论语》一部书，自然是一个‘多元的宇宙’，或者竟是好几百年‘累层地’造成的”。而“《诗》的作年，恐怕要分开一篇一篇的考定，因为现在的‘定本’，样子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改变，而字句之中经流传而成改变，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他进而向顾颉刚建议：“我们研究秦前问题，只能以书为单位，不能以人为单位。”[15]（462、472页）[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