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文本和语境互通也互动，有时转换视角跳出文本之外，则片言即可获殊解。蒙先生自述其“从前本搞经学”，1923年自西蜀南走吴越，“期观同光以来经学之流变”；到了江南始知那里的“故老潜遁”，在经学“讲贯奚由”的情形下，乃改“从宜黄欧阳大师问成唯识义以归”[34]。可知在那时原为经学大本营的江南，经学之正统已衰落，佛学等异军正突起。但这一论域的转变尚未完全传到经学仍潜居主流的巴蜀，颇具“礼失求诸野”的意味；而蜀地饱学之士并不了解江浙的变化，其认知中的经学重镇仍在吴越之地，并对其寄予厚望。这样的重大学术转向，自然也可沿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去探寻；然蒙先生求学的例子说明，文本之外同样可见学术之走向。
    对史学来说，这一研究取向还有更切实的一面。以蒙先生所说的老子、孔子之学为例，既存史料总是有限的，除少数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如新出土前人少见的史料）外，任何人研究孔、老思想所依据的基本材料是相同的，然视角的转换常可以“盘活”许多原不为人所重的史料，史学的理解也就更进一层。如孔子曾自称“述而不作”，盖其视“作”极高，或以为没有根本突破性的大创造不可言“作”。其言婉转，然谦退中也有几分自负：他虽未必算已“作”，至少也有所“述”（注：许多学者迄今还在考证和争论孔子是否编定或写定“六经”，若我们采信他老人家的“夫子自道”，则其进行了某种类似的工作，或大致可立。）。
    进而言之，“述而不作”一语的是否采信，直接牵涉到也提示出另一个大问题：孔子所处的时代究竟是礼崩乐坏的大变动时代还是思想典范基本维持其既有功能的小变动时代？康有为已思及此，他干脆认为此条内容经刘歆篡改，说孔子删《诗》《书》、作《春秋》等皆“受命改制，实为创作新王教主”。康氏并引孔子所说“天生德于予”，以证孔子“何尝以述者自命”。然而，反方向的解读者同样可引孔子说“予欲无言”来支持他确实“述而不作”。故若专在文本的“哲学思想”上做文章，有时而穷，不如转向“社会”层面去考察。
    章学诚便大致从此看，他引孟子“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的话，证明“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若一言以“蔽孔子之全体”，则“学周公而已矣”。盖“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故“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注：章氏并从祭祀制度考察，指出“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这一从学术之外的制度观察思想和学术演变的创意，实在值得后人效仿。）[23]（原道上，36-38页）。章氏进而从学术传承方式一面申论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故“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23]（诗教上，18-19页）。
    对于讨论古代思想谱系都要述及的《庄子·天下篇》，章学诚就特别强调孔子与诸子在意识层面“态度”的大不同：前者自称“述而不作”，后者则“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他据儒家的立场说：“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23]（原道中，40页）且不论周公所传之“道”是否已“易”，章氏至少观察到“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的社会现象，由此视角看，时代思想观念确已有所更易了。
    一般而言，要既存思想典范仍能起作用并在起作用，才可述而不必言作。薛瑄说朱子的历史作用，以为“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注：薛瑄语引在胡适1923年4月3日的日记，见《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册，7页。当然，从清季革命党人开始，就有人将“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解释为朝廷以尊朱学来限制或“控制”士人思想的举措，虽不无所见，至少未必皆如此。），便很能说明这个意思。若从这方面理解，只要采信“述而不作”一语，则孔子之时“道”也不能说不明；于是孔子非教主，乃传教士，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康有为想做的“路德”，尚可推敲（故康氏不能不从根本上否认“述而不作”）。到庄子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而诸子“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时，便是典范转移的明证。有关这方面的名家名论已多，然依蒙先生所说侧重观察思想风行之原因及其所起的作用，似还可续有新知。
    思想如此，学术亦然。如“考据”是否可以算一种“学”，自“考据学”名称兴起的乾嘉之时，便有争议。焦循曾力辩说考据根本不能名学，然他注意到“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自惠栋、戴震以下，“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35]。其余袁枚、孙星衍等，也各从学理上界定何为“考据”。若转从社会视角看，既然有这许多学者对“考据之名目”聚讼不休，尤其著书授受者已不下数十家，这些人也多自名其所治为“考据学”，则以时人眼光言，考据确呈独立成“学”之势（注：说详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7-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