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引用王安石的主张后进而提出：“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他举《墨子》为例说，“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论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故“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胡适以为，读书“不可不博”，即“什么书都要读”，这样才能“加添参考的材料”，知识广博而后“读书时容易得‘暗示’”，可触类旁通[2]。
    类似观念在民初学界并不少见，王国维便曾说，“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3]。顾颉刚也指出，“各种学问都是互相关联的，他种学问不能进步到相当程度，一种学问必不会有独特的发展。同样，一种学问里面的许多问题也是互相关联的，他项问题若都没有人去研究，一项问题也决不会研究得圆满”。譬如孟姜女一类传说的故事，各处皆有，若进行广泛搜集，并将各种故事同时整理研究，则可生互助互补之效，“许多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之望了”[4]。
    不过，这些关于博览的论述多近于今日所谓“跨学科”的含义，而沈曾植关于“俱舍宗”和“俱舍学”的区分，却不仅意味着广读他书而已，更隐约提示着一个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取向（注：试比较胡适同一文中所说“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论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胡适：《读书》，《胡适文集》，第4册），可知他注重的是“跨学科”知识，而不是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蒙先生将此提升到意识层面，对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有着相当切要的论述。他明确提出：“衡论学术，应该着眼于那一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这才是重要的。”比如以黄老和今文学为代表的“老子、孔子之学何以在汉代战胜百家之学”，这一大问题就当从其得势之原因和所起的作用着眼；“从这里看孔、老，似乎比专就孔、老哲学思想看，更有着落”[5]（17页）。这是蒙先生治史取向的特点之一，下面试申论之。
    内篇：时代精神和学脉渊源
    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取向渊源甚早，孟子已提出“论世知人”的方法，他说：“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就是说，要真正了解古人到可以成为朋友的程度，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更要“知其人”，而“知人”的方式就是“论其世”。推广言之，“论世”不仅可以知人，也可知书、知事。
    一、历时性和共时性
    傅斯年就特别强调历史上的人与事和周围的联系超过其与既往的联系，即使是所谓同一学派亦然。他认为，“古代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之关系更密”。所以，如果他写“中国古代思想集叙”，就要“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6]。在钱穆的印象中，北伐后的北大历史系由傅斯年暗中操控，因他“主张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故该系所定课程也以断代史为优先（注：钱穆并说，有一个专治明史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傅斯年甚至“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168-169页。）。
    类似的观念在20世纪史学界似相对普遍，法国史家布洛赫（Marc Bloch）就曾引用“人之像其时代，胜于像其父亲”的阿拉伯谚语，来强调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脱离其发生的那段时间来了解[7]。傅柯（Michel Foucault）也认为，包括历史叙事在内的任何“话语”，都“不应诉诸于渺不可及的起源之陈述，而是在其发生之时如其发生之状来进行探讨”。（注：据法文本翻译的此书中译本这句话意思相当不同：“不应该把话语推到起源的遥远出场；而是应该在审定它的游戏中探讨它。”见《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30页。）[8]
    这样的取向好像更多提示着共时性的一面，而史学区分于许多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似乎是历时性。陈啸江在区分历史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变迁时说，“历史学所着眼的，乃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变’的法则；而社会学则以现社会发生的现象为其中心，过去的研究，最多亦不过供其为研究现代之参考而已”（注：按该书原文为“通过过去、现在、未来的‘变’的法则”，语不通，疑其中之一“过”字为后之校者所加，故删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