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郭沫若生活在同一时代，都是诗人， 都在史学方面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有着这样相同点的两个人，没有像文人学士所惯常演绎的那样成为煮酒论诗、挑灯析文的知友，他们的关系，在1961年郭沫若拜访陈寅恪后传出的一幅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中已经传神勾勒。研读他们的文集，会发现他们之间如风马牛之不相及不是身体方面的生理障碍（郭聋陈瞽），也不是我南君北的地理睽隔，更多的是两人之间“欠缺的正是一种心灵与气质的呼应”（注：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22页。）。现实生活中他们并没有留下“龙虎斗”的明显痕迹，但从普遍联系的观点把“斗”理解为处在相同时空下的事物的关联，则即使在学术上，他们之间那种似无实有的联系仍然处处存在：解放后，郭沫若被尊为“新史学”的权威与称为“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对峙并存；1958年郭沫若公开宣布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20世纪50、60年代郭沫若新拓展的史学研究领域如对《再生缘》的评论、重评曹操、武则天、李德裕的历史地位，陈寅恪早已关注并阐发了真知灼见，陈寅恪曾说郭沫若为曹操、武则天的翻案文章其论点“和自己接近”（注：参见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314-316页。）；他们都推崇王国维，陈寅恪曾系统总结王氏的治学方法，深刻揭示其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而无论是治学方法还是研究成果利用，郭沫若都从王国维处沾溉甚多；被郭沫若称为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辨证唯物论的观念”的人们中不知是否包括陈寅恪（注：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被陈寅恪目为“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者中的“夸诞之人”、“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者是否有郭沫若的影子（注：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刘叔雅庄子补正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郭沫若所声称的不但要“实事求是”，还要“求其所以是”，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方法陈寅恪早已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一向以之骄人并凭借它取得了骄人成绩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陈寅恪在研究中与之暗合者比比皆是，并且陈氏的高足汪篯后来改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其转变迅速和成绩斐然都可见陈氏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相通近似之处。
    现在两位大师皆已作古，揣摩其治学特色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以管窥其治学门径，也应是不无意义的工作。本文论述陈寅恪、郭沫若治学特色相同之处，至于不同之处，另外撰文再论。
    一、出入新史学
    陈寅恪在为陈垣所作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那篇著名序文中提出：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清政府日益衰朽，西学日益猖炽，躬逢其时的学者在“师夷长技”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出路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探索，史学界提出建立新史学即产生于这种时代背景之下。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同年章太炎也写有《中国通史略例》，随之而起，夏曾佑、刘师培、马叙伦、曾鲲化等人，共同提出要建设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他们认为传统史学缺乏对历史事实进行归纳，没有总结出历史演变的一般规则，新史学需注重归纳历史演变的规则；另外，传统史学叙述重心是帝王将相，是为帝王资借鉴，没有能反映全民的活动，新史学要以全民为本位，通过对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社会文化历史的全面探索，为现代中国人提供历史借鉴。新史学是历史学者面对时代的新问题结合本学科的特点而提出的新的解决途径，它大大地拓展了传统史学的视野，为史学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此后众多的研究者正是在它的指引下取得了大小不一的成就。
    苦难的时代不仅召唤学者解决新问题，也给他们送来了新材料：1898年至1899年之交，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出土了许多刻有古字的龟甲兽骨，后确定是殷墟卜辞，它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学人以之实证古史，考察其时社会变迁、礼制沿革，使冥模难辨的殷周之际的社会变化昭然清晰。同时，他们把乾嘉学派治学方法与西方科学方法与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有异于前人的研究方法。其中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可为典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