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之于郭沫若就像一个想学走路的小孩得到的那只有力的牵引之手。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他治学的重大作用，郭沫若早在日本的时候写给成仿吾的信中已经表白：“以前没有统一的思想，于今我觉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于今我觉得寻得了关键。”（注：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见《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三十年后，在《十批判书》的《后记》中他再一次强调：“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确实，就旧学功底来说，郭沫若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并不能胜出，但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方法论武器使他原本驳杂无章的传统文化知识有了纲领和统帅。马克思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20年代在日本的时候，郭沫若就利用它，从分析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入手，发掘了《周易》、《诗经》、《尚书》等古典文献及地下出土资料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物质生产情况、社会面貌和时代思想，阐释了卜辞、青铜器铭文对认识古代社会的价值，以唯物史观的眼光剔去了上古史的神秘外衣，揭示了中国从远古到近代经历的生产方式的更替。在研究、清理了秦汉以前的社会生产关系之后，40年代，郭沫若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清算，他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我并没有把他们孤立起来，用主观的见解去任意加以解释。（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第470页。）”在把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它的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整理出一个轮廓后，“依我原先的计划本来还想写到艺术形态上的反映，论到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的情形，或因已有论列，或因资料不够，便决计不必再添蛇足了”。（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第487页。）郭沫若大的治学路线是先研究其时的物质生产再着手精神生产研究，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方法。从每个单篇来看，郭沫若也是以唯物的观点，注意把历史看成一有机体，注重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往往能令人耳目一新，取得卓越的实绩。比如郭沫若尚是甲骨学一新兵，其《卜辞通纂》一出便让时人不能等闲视之，就是因为他能注意体系、注意事物的联系。他说他是“依余所怀抱之体系而排列之”，全书分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猎、杂纂八项，从大处着眼，又注意考察单件与总体的联系，由卜辞本身的规律进而探索到殷商社会的面貌。他对青铜彝铭做出的划时代的成就也是运用注重系统、联系的辨证唯物主义方法的指导。正是一生成就与马克思主义方法分不开，郭沫若一再表白与马克思的渊源，表示要感谢马克思。
    三、社会关怀
    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命运，可以说是风云激荡、翻天覆地。以陈寅恪的话说是“以外族之侵迫，致剧激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是“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在此文化巨变、国家危难之际，思考民族文化前途，寻找挽救国家种族的方法与途径，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学人呈上的纷纭多样的答案里裹挟着的是同样火热的爱国救国之心，这也使中国近代学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千丝万缕。
    陈寅恪也概莫能外。他客观理性的学术研究中充满着对时世、社会的关注与思考。蒋天枢曾概括陈寅恪治学特色，其中之一即“以淑世为怀。笃信白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之旨”（注：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之《附录二·陈寅恪先生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1930年，值清华大学建校20周年之际，陈寅恪在所作报告《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提出学术的兴废“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7页。），1964年他在《广州赠别蒋秉南》又以诗句“文章存佚关兴废”再次强调这一看法，他认为研究历史在于“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注：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所以他研究的题目关涉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中国文化存在久远的原因等问题。陈寅恪曾就自己为何重视对我国古代北方文化的研究作了回答：“微默察当今之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注：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44页。）可见其学术中凸显的社会关怀。
    “述往事”除为了求真而外，更是为“思来者”。面对中西文化碰撞而莫衷一是，陈寅恪以自己的研究告诉大家，中国早已有过接受外域文化挑战的经验，这就是佛教思想的传入，及儒道思想对佛教思想的包容与吸收。他通过缜密的爬梳史实，论证了外来文化不加以中国化必将如唯识宗之传入般最后消寂灭绝，由此得出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如此态度，“乃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已经为“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以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来为当时尖锐的文化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域文化--开出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