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过去的释义》一文，（注：此文原载于1946年1月13日的《中央日报》（昆明版），2002年由王敦书先生编入《伯伦史学集》。）系雷海宗先生58年前的撰述，此文篇幅虽是短小，思想却为精博，涉及到了历史学内诸多重要的问题，诸如，关于历史认识论和历史价值论的一些问题。它虽非专为学术而作，却具有颇为可观的学术价值；进而言之，其思想价值更甚于学术价值。笔者将从此文切入，对雷海宗的理论史学和实践史学思想进行三个方面的论析。
    一、辨析历史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历史学界掀起了一场颠覆性的变革，以梁启超等人为首的一批学问大师，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深刻批判，拓宽了中国历史学界研究的领域，增多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不少的史学主张，成果繁多，流派辈出。但是，在历史研究领域内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的同时，史学认识论方面的探究却是极少人问津，没有多少推陈出新的迹象，尽管出现了一些为时人奉为圭臬的史学观点，但要么缺乏理论提升，要么失之于一端，（注：近代以来的史学大家，诸如，梁启超认为史家要“有心识”、“怀哲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陈寅恪的“诗史互证”、顾颉刚的“考而后信”，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就是整理史料”，这些基本上是一些新的史学方法论，虽不乏真知灼见，却较少涉及“历史的性质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并且他们这些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少有人能从哲学的高度全面深刻地看待历史，当时中国的史学认识论研究发展显得有些停滞。
    雷海宗先生在《历史过去的释义》一文中提出了“过去为二”的历史观，（注：王敦书先生在多篇文章中谈及或论述了雷海宗先生这一理论，如《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雷海宗》（载于《世界历史》1995年第6期）、“《西洋文化史纲》导读”（见《西洋文化史纲》雷海宗撰王敦书整理、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伯伦史学集〉前言》（此文以《雷海宗的生平、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为题刊于《历史教学》2003年第2期）诸文；侯云灏先生也在《雷海宗主要学术贡献述论》（载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一文有所论述；本文此处与以上论述的侧重点和分析方法有所不同，其文意在述评，本文志于阐发。此外，“历史”和“过去”，尽管二者有很大程度的语义重合，但毕竟不是同一概念，“过去”是相对于“现在”而言，“历史”则是相对于“现实”而言；在应用的具体情境中，实难将二者明确区分；并且，雷海宗先生在文中有几处将二者联用，虽似为不科学，却有深层意义，这与其独特的历史概念有关，请参看本文第三部分。）认为历史有两种，一种是“绝对的”，是客观的，是历史中的过去，也即历史现实与历史事实；一种是“相对的”，是主观的，是史学中的过去，也即历史认识和历史学中的事实；同时，两者都具有真实性，仅是意义层面上有所差异。（注：于沛先生在《历史认识中的“历史事实”问题》将这一问题进一步细化了，文载于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卷；同时，英国历史学家W·H·沃尔什和美国历史学家克尔贝克尔也有相关论述（其汉译文，分别见，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一辑“古典传统与价值创造”，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231页，以及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82-299页）。）这一别具一格的史学见地。可以说是对当时史学理论研究的一种提升。
    “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经发生的独特事，而不问它与再远的过去或再后的未来的关系。把它看为超然而独立的既成事实，那个过去是固定的，是已定的，是一成不变的，是万古如此的，是绝对不可挽回的”。（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页）这就是雷海宗所说的“绝对的”历史，它是历史中的过去，是历史事实。它是否发生，或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生，都是不为人类意识所改变。他还举了长平之战等实例来说明。人们不能否认历史上发生了这次战役，除非当时的战场不在长平，或战场不在长平，而只能换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它，例如，“周赧王五十三年”的秦赵决战；不能否认它的结果“秦败赵”，除非不是这场战役，或当时战场上作战的双方不是秦赵，而只能说某些秦军被某些赵军打败或“赵败于秦”。这些“绝对的”历史，“都已过去，就已经过去的方面言是永不会再改变分毫的，已经如何，就是如何，任凭后人的如何赞成或如何反对，也不能把这些事实取消，修改或增删”。（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页。）这种“绝对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实在，其意义和价值是主观认识的产物，是人们赋予的，“对于过去只能就他对于现在的看法与对于未来的希望而给它一个主观的意义”；（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3页。）但由于人们无法认知这种历史，（注：“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纯粹的可知，或绝对的不可知”，“历史可以认识，但决不等于说，历史是可知的。如果可知的本意是全知，那么，历史就是不可知的；如果可知的原意是有所知，那么，历史就是可知的”（雷戈：《哲学主义的历史》，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2页）。本段下面几处文字所说的“历史不能为人们所认识”，是绝对意义上的，“可知”即“全知”，“不可知”为“不可全知”。）正如他所言，“孔子之为孔子，已经过去，万古不变，但这个绝对的孔子，我们永远不能知道”，（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0页。）对于历史的本貌，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来说，我们无法完全探知，也不可能完全探知，这就导致人们赋予它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义和价值。不能认知或完全认知，是因为，我们研究历史时，不是直接与历史形成互动，而是通过记载历史的文献、史书等历史文本来认识历史。历史是生动的和全景的，而历史文本却是死板的和切面的，历史文本不可能将历史的本貌完全地、准确地反射出来。就孔子一例而言，“不只文献漏载的孔子生活事实或日常琐事，我们无法求知，专就文献可征的孔子嘉言懿行而论，某一嘉言，某一懿行，孔子说时作时的心情，原因，背景与目的，我们大部分也永不能知”，（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页。）我们所认识的只能是历代文本中的孔子。并且，由于历史和历史文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二者只有通过“转义”才能联系在一起，而“转义是所有话语建构客体的过程，而对这些客体，它只是假装给以现实的描写和客观的分析”，（注：[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第2页。）以至于通过分析历史文本来认识历史的历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类似于盲人摸象的活动。历史文本数量的增减不会影响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的变化，进而言之，即便是把所有历史记载和表述总和起来也不能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在雷海宗看来，历史事实是人们，包括历史学家在内，所不能认识的，能认识它的只有那些“宗教家的上帝，哲学家的天理，文学家的造物主”，他们（她们或它们）“可以刹那间而纵观过去，俯视现在，而明察未来，一眼而见全体，能明了历史的整个意义与绝对意义”。（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3页。）总之，这种“绝对的”历史，并不是“普通历史学的历史知识”，“当为一种哲学的见解则可，作为一种文学的慨叹对象也可”。（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