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的说，我对中国史学发展史的了解比对非洲、拉丁美洲或者亚洲的其他国家史学的了解稍强一些，比对澳大利亚的史学的了解则更强一些，但是我对全球历史的领会还大大地需要全球化。即使我对中国史学的了解也完全依赖英文资料，所以本文谈不上什么研究，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人的思辨。此外，就论述范围而言，本文也介入了真正的历史学家所不应该踏入的领域--讨论未来。然而，世界历史进程是否正逐步走向单一的世界文明呢？如果我预测是这样，而且这种预测正在实现，那么一种全球化的史学是否不仅一定会随之而来，而且已经处在初级阶段。当我完成这篇论文时，我认识到这篇论文应该有一个更好，或者至少可供选择的主题--“全球化历史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
    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下几乎让所有想学英语的人都感到头痛的语法问题--英语助动词。事实上，即使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很难搞清楚英语助动词及其语气问题，其实英语中的助动词更多的是体现一种英语动词语态上的变化。因此从语态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编纂学一定要全球化吗？”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宿命论，即要发生的事情一定发生。另一种是在道德的意义上。一般来说，当我们说“你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暗示对方排除其它任何行为的可能性，或者是一种语气强硬的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从以上两个角度来讨论一下有关全球化史学的问题，历史全球化观念是否不可避免地成为个人历史意识形态的主流，我们是否有责任去促进这种历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抑或是为其发展道路扫清障碍。
    史学需要遵循历史；但是历史的书写在“过去发生了什么”这个意义上并不是由历史决定的，只有在最广义的情况下除外。历史的书写并不仅仅是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相对平衡的上层建筑。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书写应当是历史学家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批判和反思。试问列宁“谁谁”（Who whom question）这一问题，设想一下可能出现的答案，有些甚至听起来就像乌托邦。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就曾经批判说：“不用在地图上寻找，我也知道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乌托邦。”尽管有一些反例，但是，历史学家们仍然要通过他们的历史理论框架来解释历史事件，例如对法国大革命和中国革命。
    在逻辑上，跨国资本主义反对保留文化的个体性，无论这种文化是民族性的还是世界性的。这是对可口可乐殖民主义（Cocacolnization）世界特点的较为表层的评述，但是，它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对让人发胖的美式快餐和粗腔滥调的流行音乐的广泛推广的抨击，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的产品和消费品也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发达国家。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中你都能轻而易举的找到泰国和印度餐馆，还有一些历史较悠久的中国和意大利餐馆。所以，我们所讨论的议题也理所应当地要包括中国，毕竟，自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以来已有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了。但是，无论哪个国家运用或正在运用强权政治和强权经济控制世界（今天的美国也可能就是明天的中国或欧共体），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都将无限地继续和扩展下去，它正公开地或潜移默化地破坏独特的文化传统。当然也有可能出现马克思主义者所描述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是，即使经济危机有可能发生，那也应该是在遥远的将来。
    不同的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产生有不同的解释，对人类学家，特别是人种学者来说，他们把相对独立的，较为完整的文化体系作为他们研究的方向。特罗布尼恩德岛人（The Trobriand Islanders）指派他们中的一个部落作为顾问去指导人类学家研究他们文化特征，结果表明仍然是不充分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则较为简单，因为作为一门独特的社会科学，他们仅仅依靠现成的资料和数据，而并不需要去探索、生成自己的研究模式，更何况他们有完备的理论体系作指导。历史学家则和人种学者一样要面临许多困难，特别是我们没有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且，我们还不得不学习两至三门外语。即使凭借原版或二手资料，仅研究欧洲扩张时期的欧洲历史，历史学家就需要精通诸如法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和日语。可以说，掌握相关的语言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所做出的每一分努力和成绩都是来之不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