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历史可以融合不同的理论，或者是推理（像一些发展观点），然而对于严密的全球化历史，我们仍然需要对历史实践进行重新检验，尽管其历程将极其艰难。18至19世纪得以确立并于19至20世纪传播到东亚地区的历史学研究标准也将不得不被重新审查。不言而喻，那时的历史编纂是适合当时民族主义者的意愿的，而针对现代社会文化历史的近代历史编纂，从对西欧和美国的历史学术刊物内容的研究上显示，仍然有许多历史学家在民族主义的框架内编写发展中的社会和文化史。很难说清楚是为什么，有可能是像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语言障碍，但更主要的是没有关于其他国家的档案文件，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甚至成立委员会或工作组都是有必要的。历史学家必须放弃原有的仅仅依靠整理大量的完整的原始资料就能够完成卓越的历史编纂工作的主张，那样势必会造成社会学家所称谓“二手资料”的形式。“二手资料”的含义完全依赖于其他历史学家的原版作品，这无疑会使历史学家的著作与普遍意义上的剽窃相提并论，即抄袭别人的作品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成果。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当美国历史协会的有关部门积极筹划去拟定新的剽窃行为的定义时，我们伟大的历史学家，威廉姆·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就曾抗议到，“在草拟的剽窃行为的定义下，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将成为剽窃成果，这个定义在正式通过之前应该做一些修改”。
    因此，西欧和美国的历史学家仍然被限制在民族历史的范围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民族主义者，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会坚决否认。但是在19世纪末的历史全盛期，大多数历史学家属于民族主义者。编年史历史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是否民族主义思想和历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在19世纪得以同时发展是纯粹的巧合。四十年前，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写过一篇杰出的文章，阐述了兰克的观点是如何与他所熟知的理论相脱离的。在文章中他除了不停地否认他的历史“只反映事物过去的实际情况”之外，他也写到民族是“上帝的思想（the thought of God）”。
    当民族主义史学与科学历史学的发展相一致的模式在西欧以外的许多地区再现，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我被这个主题所吸引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我所读的有关于中国的历史编纂的几篇文章，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对现代中国记叙的几点质疑》，王晴佳（Q.Edward Wang）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这个问题在王晴佳和伊格尔斯所编辑的《史学转折点》一书中也有明确的论述。毫无疑问，历史学家要对此做出解释，因为他们是政府的代言人。即使没有什么比贿赂和强制更拙劣更粗俗，国内行政人员仍然倾向于认为历史学的作品要有利于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并以此教化国内民众，亦或是聚集一些证据去攻击别的国家。我们所谈论的国家，尽管不是全部，但从19世纪的德国、意大利到20世纪的印度、中国、尼日利亚，不是后来成为发展中国家就是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或者两者都是。在民族主义脉络下书写历史当然会受到鼓舞和激励，值得一提的是，当非洲国家开始组织自治大学时，非洲历史学家对全球历史的编纂一定会带有强烈的非洲式的特点。
    我认为，分析历史的发展会有很多种方式，并不一定仅仅依靠于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和民族的发展。并且我断言，把历史从民族的框架内解脱出来要比加强作者之间的联系，建立历史工作组困难的多。
    尽管我已经详尽地论述了全球化历史的实质，但是如果让历史学家停止以欧美的视角去书写历史，我们仍然会在形式的变化上存在问题。欧美历史学家大都采用具有西方戏剧、小说或史诗特点的写作手法，这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写作手法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都叫戏剧，但精通欧洲歌剧的作家不会用相同的风格表现中国京剧。
    最后，从言语的种族意义上讲，历史学家必须要书写全球化的历史吗？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相信历史学家的说法一定会对政客的所作所为有多大影响。美国国务部曾经调用五百亿美元委任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进行一项研究，调查伊拉克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事态将如何发展。这项研究的结果非常精确，但是现今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安全部不仅否决了这项报告，而且禁止任何此项报告的作者战后在伊拉克停留六个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历史学家就应该，甚至有权不受道德责任的约束而自由选择我们谈论的课题和我们对此的看法。这当然要依赖于全球化发展的状况和所采用的评价标准。如果全球化的发展过程能够解除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负担，产生能够强有力的自行国际法的政府，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它，而不是使全球化过程在单一强权政治的绝对权利下得以发展并蓄意吸收第三世界国家的财富使其源源不断地转入第一世界国家的银行账户下。
    我不敢给其他任何人设定正确的道德标准，但是我主张历史学著作应在没有落入中国艺术的某种形式情况下，吸收全世界各国的丰富文化并尽可能地抵制因国际资本主义和强权政治而造成的同化。但是人类一切冒险行为，包括激进的曾公开叫嚣美国所拥有军事力量要比世界其它国家总和还要多的美国政府以及入侵、占领伊拉克的种种活动表明，实现这一主张面临着重重困难。如果自由的历史调查能够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实现。我将确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其回顾历史时，会将这看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转折点。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一点加强了一种重要性，即历史学家应该争取自由的历史探索，看待问题既要从受害者的观点出发，又要从当权者的观点出发。换言之，我们应该听到各种声音。在此我想到一个成功的索引。据估算，人类有六千种语言，但其中的大部分已经濒临灭绝。它们像一些珍奇的哺乳动物一样正处于灭绝的边缘。然而，英国西南端一个郡的人所说的一种凯尔特语叫康沃尔语，康沃尔语只是个反例。最后一个说康沃尔语的人死于18世纪末。不过康沃尔方言仍然在康瓦耳地方的学校里讲授，在大街上也可听到。它对世界文化的健康来说是一个微小的，但却是宝贵的胜利。历史学家应该寻找这样的声音，并且尽可能做到未来的全球化历史不仅要注意未来世界里的霸权主义倾向，而且要注意各种制衡它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