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历史的书写还尚未全球化。全球化的历史书写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欧洲少数几个国家。当然，在中国也有许多研究世界历史的学者，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使得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欧美学者都未能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帮助和启发。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的全球化的历史书写到目前为止主要关注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和洲际的疾病传播。在十几世纪时，国际贸易网络就已经把中国、印度和西亚、东非联系起来，人们对这一点比从前更了解了，从而有助于人们把欧洲作为亚洲大陆一块贫穷的隆起部分来准确地认识它。家族史在比较欧洲形式和资料更全面的中国和日本形式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仍然停留在人类比较学层面上，即使这种比较有时跨度很大。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德在对相关的“欧亚人”遗产和“非洲人”遗产的比较中详细地阐述了刀耕、火锄和犁业文明的区别。
    尽管欧美历史学家在避免欧洲中心论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尽管不是虔诚的）努力，但事实证明，想要克服它是非常困难的，也可能他们的努力用错了地方。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不考虑重大的历史事实的历史书写方法必然导致微观历史和远离全球化历史书写的可能性。因此，无论历史学家拥有多么伟大的历史理论，都和欧洲历史有很多渊源，甚至印度被命名为“下层学派”（Subaltern School）的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也要借助于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时代的划分大多数都是以公元1500年为转折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殖民者在这一年开始入侵亚洲、非洲和美洲。
    欧洲中心论者大都热衷于宏观历史理论和历史脉络的研究。事实上，无论多少关于区域历史研究专著的堆砌都不能真实地反映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至少要运用完全彻底的历史比较，并且，比较的意义在于从比较事物的标准中寻求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要从两个民族历史的比较中获得二者之间的差异，而没有必要去陈述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评论哪一个是正常的发展模式，哪一个是非正常的发展模式。当然，没有合乎规范的比较标准，我们很难对五十多个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但是为了实现历史比较研究，有大量的工作是必须去做的。这或许就像是基因工程，对这些方面的投资并不是浪费资金。
    片面地对历史全球化的思考显然会遇到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这促使人们去引用兰克（Ranke）的格言“只有上帝才知道世界历史”。然而，对理论的呼唤也可能会成为理论产生的条件，使之发明一套方法来促进一项伟大理论框架的出炉，这个理论框架将能够把我们目前可想到的人口最为稠密的五十个样板国家的个别历史整合在一起。就像你们中的大多数所猜测的那样，我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现代理论，尽管它们不断遭受抨击，却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生命力。
    全球的政治、经济力量正带动全球化思潮，即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形式的现代理论。它依赖于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让我们来看一下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无形的手》（Invisible Hand），它使在纯粹市场形式下的个人利己主义和普遍利益得以协调。“无形的手”有一根食指，它为建立在相对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全球化经济模式指明了方向。理性的抉择、成本效益分析在放任经济政策下都有其内在本质，并且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和历史编纂学理论框架内。进化论心理学和现代生物社会学，都是其生物学上的化身（这些观点其实在达尔文之前的马尔萨斯时期就出现过，所以说经济学和生物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甚至黑格尔的现代理论也包含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之内。
    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是赤裸裸的简化主义的，它们的现代性概念太简单化了。这些理论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但事实上却有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优点，他们向后追溯历史，致力于研究我们现在在哪里，怎样发展到这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是纯粹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相反却不可避免地都具有目的论特点。我们可以设想各种历史可以选择的道路（事实上逻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任何反事实的条件也是成立的），但历史必须处理历史事件，越充分的解释听起来就越有目的性。纯粹的历史学家当然要求助于兰克的格言，即每一历史时期都是上帝决定的，并且禁止任何过去的理论被现代的理论所感染。这种一贯极端的主张抑制了我们对历史行为结果的研究并使我们一味地去模仿那些对现代理论毫无所知的理论家的思维模式。我认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历史是纯粹的古物研究，并且这样的历史不会让除了那些研究断代史和民族史专家以外的任何读者感到满意，当然如果一般的读者不喜欢我们的历史著作，我们可以总结出更高更精辟的理论，但这对他们来说却太糟糕了。而专业化的历史学家却有可取之道。对他们来说，选择的不在于专业历史或非历史而是我们的专业化历史和更直接地去叙述过去历史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怎样到达这里了。思考一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的实例，政治学和社会逻辑学理论当然会为此提供证据。
    如果我的观点，即全球化经济（最终有可能是全球化政治）将实现于人类的未来，并且它将促进各种形式的全球化的历史编纂是成立的，那么各种形式的现代理论就应该为其提供理论线索。它的目的论，它的曲解性，甚至在资本主义形式下作为跨国公司这种经济理念的最显而易见的功能都应该被容纳而不是被批判，原因是它是对现代理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被诽谤的一种名誉恢复。事实上，全球化经济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全世界人民渴望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是一致的。尽管这一目标未必能够完全实现。（据统计，要想世界人均收入达到挪威，而不是美国的最高人均收入，我们还额外需要两个地球那样大星球的资源，这显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所以全球化经济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即使有可能也应该是在遥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