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著作等身，无论其鸿篇巨制还是短文随笔，皆能“自辟畦町，成一家言”（注：汪宗衍：《读陈援老遗著杂记》，见《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4页。）。他为文引证详备准确，推理丝丝入扣，著作风格“实颇罕见，姑名之曰‘援庵体’，今人仍可学习借鉴。”（注：杨志玖：《陈垣对元史研究的贡献--励耘书屋私淑记》，见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筹委会编《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9页。）可见，陈垣独特的历史著作编纂方法和思想值得总结研究。
    一、选题的原则
    选题是著述第一道程序。陈垣这样论述选题：“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需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又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56、659、686页。）由此可见，陈垣认为选题应兼具开创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陈垣认为开创性有两层含义，一指有新发现，二指有新解释，只有这样文章才有价值。他一直以这样的标准来选择论题。如陈垣曾谈到《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引明季书四十余种，滇黔书五十余种，多人间共见之书，而不知其有佛教史料。所引僧家语录六十余种，多人间未见之书，更不料其有明季滇黔史料矣。此三百年沉霾之宝窟，待时而开。”（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56、659、686页。）陈垣自称“此书尚是采铜于山，非用旧钱充铸者也”（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56、659、686页。），也就是说此书多采用前人所没有发现或使用的新材料，认为自己三十年来著书之中，“此书为得左右逢源之乐”。再以《通鉴胡注表微》为例，大家对《通鉴》胡注司空见惯，但却没人深入挖掘其深层次内涵。陈垣结合切身感受，体会出胡三省的爱国之情，对胡注进行了新的阐发，此即为新解释。综观陈垣著作，有大量选题和论点具有开创性，如“古教四考”、“宗教三书”等都是陈垣精心选题，运用大量的新材料或对旧材料进行独特的编排和阐释而写成的创新之作。
    但陈垣并不一味追求新发现新解释，还要求文章实用性，“于人有用”，于己则要有助于提高自身学术水平。在他的家书中，他曾经就陈乐素的一篇文章写道：“直斋本名瑗一节，前此未见人说过，可算是一发见。但此等作法甚劳，而所获不算大，在乾嘉诸老中，不过笔记一条，扩而充之，则为今人一论文矣。譬如炼奶，一匙可冲水一大碗也，为之一笑。”（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56、659、686页。）陈乐素发现陈振孙本名瑗，陈垣认为这是新发现，前人未曾论及。但是这种选题“作法甚劳，而所获不算大”，于己费力太多，对自己的学术提高作用甚微。他还形象地比喻将前人笔记扩充为论文的做法犹如冲炼奶，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其学术价值自然会大打折扣。
    二、史料搜集与择取
    确定选题之后，第二道程序就是资料的收集与择取。陈垣曾说写文章“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功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45、686、645、679页。）由此可见陈垣对搜集资料和资料抉择的重视程度。
    “竭泽而渔”是陈垣搜集资料的原则，他认为“掌握的材料如不详尽，便得不出确当的结论来。”（注：刘乃和：《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见《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5、78页。）如《元西域人华化考》八万字的篇幅，征引书籍达二百余种。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如何才能迅速准确地找到相关材料呢？陈垣总结了搜集资料的方法。他提出搜集资料必须靠自己的刻苦努力，注重日常积累，“读书的时候，要作到脑勤、手勤、笔勤、多想、多翻、多写，遇见有心得或查找到什么资料时，就写下来，多动笔可以免得忘记，时间长了，就可以积累不少东西”，（注：陈垣：《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见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多读多想就是搜集资料的最基本方法。如陈垣曾求《北游集》多年未得，但是在读书过程中，他无意中看到《嘉兴藏·弘觉语录》附有《北游集》，只因此书目录不明载，知者绝少。正是缘于他勤于阅读，终于找到此书。除此之外，陈垣还有搜集资料的一些诀窍。首先，“据目求书”（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45、686、645、679页。）是陈垣搜集资料的重要方法，“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注：陈垣：《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陈垣早年治学由目录学开始，利用书目搜集资料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他的著作大多征引宏富，这与他扎实的目录学功底密不可分。他还将此方法诀窍传授后学，如他曾指导上海青年工人范光鑫：“关于掌握历史资料包括典章制度等资料，应先从研究目录学入手。”（注：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777页。）其次，他曾谈到“当搜索材料时，应并注意他题，或同样诸题，庶不至劳多获少耳。”（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45、686、645、679页。）提出搜集资料要注重一举多得。如“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45、686、645、679页。）并以撰《渔山年谱》的资料搜集过程为例说明，“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又如，“他写‘古教四考’的时候，已经在注意搜集《元西域人华化考》和《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的材料了，这样做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注：刘乃和：《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见《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5、78页。）这种方法确为陈垣治学的经验之谈，尤值得新入门者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