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著作之修改
    作品基本完成后，修改润饰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一道工序。陈垣认为文章“做得容易，打磨则更费时日”（注：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18页。）。仅修改这道工序就有不少方法可讲。
    首先是自己修改，如前面所论陈垣对文章标题的斟酌修改。对待发表文章，陈垣总是慎之又慎，在发表之前总是经过数次的修改。他曾说著述过程中“见书愈多，修改愈甚”（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9、660、645、650页。），如“《佛教考》已印至第五卷，随印随改，颇有增补”（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9、660、645、650页。）；在著作完成之后，如发现有新资料，他往往会重新来做。如《释氏疑年录》在整理完竣之后，先生无意中发现某处藏《嘉兴藏》一部，有清初语录二百余种，塔铭可采者多，又将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改造，并将此视为“意外收获”（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9、660、645、650页。），丝毫没有因多次修改而厌烦。已经出版的著作，如发现新材料，陈垣也一定加以补充修订，如他为《元也里可温考》增订再版时写道：“是稿出版仅三月，续获资料几及倍，其中复有有力之证据数条，不敢不亟谋增订再版，以遗同志。”（注：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陈垣年谱长编》，第74页。）陈垣对写成的文章反复思考，认为不适合公开发表的文章坚决不发。如三十年代，他曾写了一部《汉以来新氏族略》，内容是从氏族的角度讲汉以后我国各族融合的历史，后因牵涉面广，为慎重起见他没有发表，最后甚至连底稿也不完整了。（注：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46、145页。）陈垣对作品的自我修改保证了学术作品的质量和思想观点的科学性，同时体现了一位学者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其次，他还求教他人。陈垣认为“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9、660、645、650页。），“写好之后，要多方面请师友去指正，要把写好的文章放在一边，过一个时期，看看有没有要加以补充或要修正的。”（注：杨殿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忆记》，第337页。）他的文章要给三种人看：“比自己高明的、与自己平辈的、自己的学生”（注：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46、145页。），即“老师辈、朋友辈和学生”（注：柴德赓：《陈垣的学识》，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39页。）。看完之后最好要给他提出各种意见，“只要找出个标点错，就好；有字抄错，小好；有引文错了，那是大好。”（注：柴德赓：《陈垣的学识》，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39页。）陈垣曾把自己的文章拿给两位学生看，其中说：“考证文最患不明白，令人易于误会；又患有可省不省之字句，关于此二点，希两兄为我尽力挑剔，俾得改定。”又说：“文中砂石甚多，殊不满意，请细为雠勘讥评，以便洗刷磨礲。”（注：《励耘书屋问学记》插图《陈垣遗墨之二》。）面对别人意见，他从善如流，虚心接受，“别人提了意见，他一般都是改的，他认为至少这问题讲得不清楚，别人看了有疑问，那就得改。”（注：柴德赓：《陈垣的学识》，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39页。）
    陈垣虚心接受别人意见，但从不掠人之美，总是通过多种方式将别人的指正和帮助标明并表示感谢。如在《史讳举例》中，他写到此书早年匆忙成书，后经刘乃和校正，“刘君于本书用力至深，曾将全部引文一一检对原文，正其谬误，其须加卷数及引号者并加注卷数引号。”（注：陈垣：《史讳举例·重印后记》，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313页。）他还把别人的意见写在论文里面，如在《李志常之卒年》一文篇首，陈垣首先感谢陈乃乾、汪宗衍二位先生对自己的帮助。因为二位先生阅读陈垣作品后产生了疑问，并给陈垣去信询问相关问题，陈垣在收到信后，查阅相关典籍，承认“是皆余之误据也”，并表示“诸君万里驰书，告余以过，何幸如之。”（注：陈垣：《李志常之卒年》，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73页。）这种方法，充分表示了陈垣对陈乃乾、汪宗衍二人的感谢之情。
    陈垣对文章的自我修改和不断寻求他人指正，透露出他对学术孜孜追求的认真精神，也体现了他虚心接受别人意见的谦虚态度。他修改文章的态度和方法非常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
    综上所述，从选题、搜集择取资料、拟定编纂义例、撰写初稿到修改定稿，陈垣对编纂过程每道工序都阐述了一定的原则和多种方法，并且在自己的著作过程中身体力行。陈垣的著作选题实用新颖，资料丰富精审，结构完整，系统井然，这与他一贯坚持的编纂思想和方法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史学大师，陈垣将许多学者不屑论述的“雕虫小技”进行了全面概括，将自己写作过程中的经验加以总结，揭示了编纂过程中一些必要的思维过程，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写作训练方法，并在教学过程中将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为后学步入史学殿堂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经验和法则。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他的著作中学习和借鉴大量优秀的写作技巧和编纂经验。